李叔同沪上居址行迹考

李叔同沪上居址行迹考

平湖市李叔同纪念馆王维军

从1898年李叔同携眷奉母由天津首次踏上十里洋场之上海滩，到1937年李叔同从青岛湛山寺回厦门途经上海，最后一次在沪上作数日停留，前后历经了整整40个春秋。在沪期间，李叔同或租居,或寄居,或携妻儿母亲举家而居，或与日籍娇妻别院静居，或专注学业、事业另室以居，居处不定，屡有迁徙。从现有研究成果来看，无论是林子青先生的《弘一大师年谱》，还是李叔同友生同好的回忆史料，对于李叔同在上海的居处大都以卜邻里和城南草堂两处为主，其他住处鲜有言及。即便是卜邻里和城南草堂两处居所，因时间久远，今人所知者亦往往是仅闻其名而不知其所处，若问其详，大都不甚了知。

百年来时过境迁，岁月更迭，昔人已去，斯楼安在？李叔同沪上旧居现况如何？或存？或废？各处寓所原址尚存？或实？或讹？今人无有考证。为使来者对李叔同在沪期间的生活脉络有更清晰的了解，笔者查阅了清末民初相关史料和档案，进行搜集、挖掘和研究，并对李叔同沪上各住所旧居遗址进行实地调查走访，发现并整理出李叔同在沪期间曾经居住和生活过的八处居址，并逐一调查寻访，还原真相，记录历史，告白今人。

一、法马路卜邻里第三弄

清光绪戊戌秋，李叔同离开津门。李叔同的儿子李端在《家事琐记》中回忆：“先父于1898年奉母携眷去上海时，辞掉了我母俞氏的陪房廖妈妈，而带着王妈妈同行。在上海，她又看护了我们弟兄”。可知当时李叔同携母王太夫人和带着新婚刚一年的妻子俞氏，从天津南迁上海时，还带着一个保姆王妈。徙居沪上后，融贯旧学新知的李叔同，年少才高，很快融入上海文化圈。入城南文社，举书画公会、习南洋公学、兴沪学会，在上海滩激扬文字，意气风发，二十文章惊海内。

李叔同初到上海之居所，据当时与李叔同在沪上结为金兰之好的天涯五友之一袁希濂所言，是在法租界的卜邻里。弘一大师圆寂后，袁希濂撰回忆文章《余与大师之关系》，发表在1942年12月1日出版的佛学刊物《觉有情》上，文中记述：“戊戌政变后，京津之士有传其为康梁同党者，乃奉母南迁。初赁居于法租界卜邻里”。1943年，弘一大师圆寂一周年之际，其友生为纪念大师，撰文出版了《弘一大师永怀录》，其中屡见“卜邻里”所记。僧睿在《大师略传》中道：“戊戌政变，与其眷属奉母南下，初凭居于上海法租界卜邻里”；啸月《弘一大师传》中有“遂奉母携眷南下，寄居上海法租界卜邻里”；林子青《弘一大师年谱》及夏丏尊、姜丹书、刘质平、丰子恺等回忆中都提到李叔同初到上海的居住地——法租界卜邻里。除此之外，有没有关于卜邻里地址更翔实的文字记载呢？

为此，笔者奔走各地图书馆，寻觅李叔同在清末上海滩留下的历史踪迹记载，在上海图书馆文献室资料库找到清光绪二十五年八月二十一（即1899年9月25日）《中外日报》上刊登有一则题为《后起之秀》的广告：

李漱筒，当湖名士也。年十三，辄以书法篆刻名于乡。书则四体兼擅，篆法完白，隶法见山，行法苏黄，楷法隋魏。篆刻则独宗浙派，成童游燕，鸿印留题，人争宝贵。今岁年才弱冠，来游沪渎，诗酒余暇，雅欲与当代诸公广结翰墨因缘。缀润例如下：书扇五角，楹帖一元，堂副诸例，均详仿单，三日取件；篆刻石章，每件二角半，件交便览报馆、游戏报馆、九华堂、锦云堂代收。

广告中所提“李漱筒”，是李叔同的别名。李叔同，名文涛，一生字号众多，僧号尤有二百多，俗名常用：成蹊、广平、叔同、叔桐、惜霜、息霜等，“漱筒”亦是其早期常用名之一。而广告中的“当湖”，即李叔同祖籍浙江平湖的古称，故有“李漱筒，当湖名士”之用词。《中外日报》上所刊这则广告，是李叔同的一则鬻书和篆刻润例广告。笔者随后又一一仔细查阅了该报各期的内容，发现在这一年的九、十两个月间，《中外日报》相继刊登了二十多期题为《后起之秀》介绍李叔同的这则广告，且有多期将该内容登载在该报头版中间的醒目位置。随后，笔者又对各期广告内容一一比较后发现：该报从10月1日起，这则《后起之秀》的内容在文字上略有更改，在广告内容的最后增加了联系地址：法马路卜邻里第三弄。(图1)

可以说，这是最早、也是目前最为详细的有关李叔同沪上卜邻里旧居地址的文字记录了。而为李叔同

代理作品的九华堂也是沪上一家老字号字画店，开设于清光绪十三年(1887)，位于上海二马路（今九江路）南，老板黄锦堂，以制作经营纸笺、印泥、扇面、名人书画及木版水印为主。该店在海内外书画界、收藏界颇负盛名，其制作的笺纸更是名家、学者所爱之物，许多名流都在该店定制私人用笺，其中用纯金粉在特制的纸上压花，再以朱砂墨印制而成的瀛海笺名极一时。海上画坛翘楚吴昌硕、任伯年、吴湖帆、吴待秋、吴华源、冯超然的作品，陈巨来和方介堪的篆刻等都曾有九华堂代理。同样，九华堂的装裱亦名享天下。1927年夏，弘一大师接到兄长李桐冈从天津寄来的家书后，曾打算回天津一趟，以祝兄六十寿，后因为津浦路发生战事，终未成行，而暂留沪上江湾立达学园永义里丰子恺寓所。其时，弘一大师为丰子恺寓所题写了宅名“缘缘堂”，而为此书件作装裱的就是当年一度经营李叔同作品的九华堂。丰子恺在其《告缘缘堂在天之灵》中记道：“我同弘一法师住在江湾永义里的租房子里，有一天我在小方纸上写许多我所喜欢而可以互相搭配的文字，团成许多小纸球，撒在释迦牟尼画像前的供桌上，拿两次阄，拿起来的都是‘缘’字，就给你命名曰‘缘缘堂’。当即请弘一法师给你写一横额，付九华堂装裱，挂在江湾的租房里”这也算是李叔同与九华堂的一段续缘吧。

另外，笔者在南京图书馆古籍部曾阅览到该馆珍藏之1898年——1901年的《游戏报》，但残缺。据郭长海先生查到1900年4月16日之《游戏报》上亦刊有“醿纨阁主人四体润格”的消息：

醿纨阁主人四体润格

李君漱筒年少多才，工四体，书魄亦崭然有横绝一世之概。于大小篆尤能登峰造极。索书者日接踵于道。定润格于右：篆隶行楷，纨扇，半元；堂幅，八尺四元、六尺三元、四尺二元；横幅楹联同例。屏幅减半。名刺半元。镌刻石章，每字三角半。润资先惠，五日取件。件交四马路吉羊楼扇店，或交法租界南卜邻里三弄 李公馆亦可。茂苑惜秋生，西湖天涯芳草馆主人 同启

这是茂苑惜秋生和西湖天涯芳草馆主人共同为友人醿纨阁主代撰的一则润例广告。文字中交代了醿纨阁主人李漱筒的住址：法租界南卜邻里三弄李公馆。

而醿纨阁主人正是李叔同的别号。1899年李叔同在上海曾购得纪晓岚所藏汉代甘林瓦砚，视若珍宝，在1899年10月24日《游戏报》上就有他以醿纨阁主人之名号发布之告白，广征海内外名士为名砚作题。后又将征得之题辞连同汉甘林瓦砚之拓本刊印成册《汉甘林瓦砚题辞》，在该书的内页上李叔同用的也是“醿纨阁主李成蹊”之名号。（图2）

以上提及之《中外日报》和《游戏报》是清末著名的两家报业。《中外日报》是中国近代资产阶级改良派办的报纸，主办者汪康年，1898年5月5日创刊于上海，原名《时务日报》，同年8月17日改名《中外日报》。此报主张社会改良，内容以记载中外大事、评议时政为主。而《游戏报》则创办于1897年6月24日，办报人是《官场现形记》的作者、晚清著名小说家李伯元。报文内容上自列邦政治、下逮风土民情，谐文论辩、诗词曲赋、新闻传记、征文广告无所不有，文笔诙谐，或涉诸讽讥，或托以劝惩，以小见大，唤醒痴愚，它在近代新闻史上,最先模仿西方同类报纸，将文学与专论、社会新闻融为一体，是中国晚清小报中的巨擘。茂苑惜秋生，原名欧阳淦，即欧阳钜源，又署惜秋生、蘧园，是《游戏报》的编辑；而西湖天涯芳草馆主人，就是与李叔同共主“书画公会”的吴涛。许多人将西湖天涯芳草馆主人吴涛误同为钱塘天涯芳草馆主人吴梼，两者虽同号为天涯芳草馆主人，实为不同之两人。钱塘天涯芳草馆主人吴梼，字丹初，号亶中，浙江钱塘（今杭州）人，曾留学日本，是清末民初著名的日文翻译家，并通过日文翻译了很多欧美作家的作品，笔者在1912年11月第二期的《佛学刊报》上读到过他翻译日人永井龙润的《佛教历史问答》，史料中未见与李叔同有何交往之信息。而西湖天涯芳草馆主吴涛则与李叔同渊源颇深，前有吴涛在《游戏报》为李叔同刊发“醿纨阁主人四体润格”，后有1900年4月与李叔同共创书画公会，吴涛时任公会经理，李叔同为副经理；彼此又一起创办《书画公会报》，并于4月22日正式出版；据郭长海先生所撰《天涯处处有芳草，钱塘海阳是两家》一文中所言，在1900年8月31日的《游戏报》上还刊有一首《弘一大师全集》中不曾收录的李叔同赠吴涛的词《苏幕遮・赠别天涯芳草馆主人》：“酒一杯，人千里。黄叶西风，转瞬秋来矣。日暮魂消南浦地。泪和愁情，化作寒江水。 悲男儿，风尘里。生离死别，辗转情河已！同病相怜原幸事。可奈匆匆，又见离筵启。 当湖惜霜 倚声”；而在李叔同赴日留学时编印、1906年正月二十正式发行的《音乐小杂志》“词府”一章中，李叔同选录了西湖天涯芳草馆主人吴涛的一组词“天涯曲 题天涯萍梗图”，刊于章首，可见彼此交谊不浅。

以上《中外日报》《游戏报》两报之润例内容，对李叔同的居所皆做了交代，并具体到“第三弄”，这是以往其他资料中不曾见的。所以，李叔同初到上海之居所最完整的住址应该是：法租界——法马路——卜邻里——第三弄。

现在，我们不妨循着这样一条线索，去寻找李叔同卜邻里旧居的前世今身。

1、上海法租界

道光二十二年（1842年）8月29日，清朝在与英国的第一次鸦片战争中战败。清政府代表在泊于南京下关江面的英军旗舰皋华丽号上与英国签署了中国近代史上第一个不平等条约《中英南京条约》，清朝政府开放广州、厦门、福州、宁波、上海等五处为通商口岸，准许英国派驻领事，准许英商及其家属自由居住，1845年上海设立了英租界，此后，法租界、公共租界相继蚕食沪上，租界成了沪上一个特别的化外之区。1849年4月6日，即道光二十九年三月十四告示勘定上海法租界四周界址为：南至北门外城河（今人民路），北至洋泾浜，西至关帝庙、褚家桥（今西藏南路附近），东至广东潮州会馆（今永安路以西、四川南路以东地区），沿河至洋泾浜东南角，面积为986亩；1899年法租界扩展至东起黄浦江，西到今连云路，北到今延安东路，南到今新开河路、今人民路、淮海路和金陵中路，面积为2135亩；1914年，更延伸至15150亩。19世纪末叶的上海，最为繁华的市中心是公共租界，而最幽静的却要数公共租界以南的法租界。民国文人倪锡英在其1938年10月由中华书局出版的《上海》一书中曾这样描述李叔同初到上海时的法租界：“整个法租界便像一个大园林，到处都有青葱的树林，美丽的花园，那里房屋的建筑，也是别具一格，如同名山胜地的别墅一般。假如以公共租界称为商业区域，那末法租界的确是最幽静的住宅区，那里有都市的一切便利，而没有都市的喧嚣，住在法租界内的人，便仿佛住在一个大别墅里，处处都能领略到田野园林的风味”时为富家公子的李叔同，寓居沪上，择法租界而居，当在情理之中，且李家当时在上海尚有钱庄生意，故开支亦不是问题。正如李叔同次子李端在《家事琐记》中所说：“还见过一本流水帐，是先父和我祖母王氏、母亲俞氏等在上海居住时，由沪庄的账房给开的。记得上面写着：‘三老爷用××’‘三老爷购家具用××’‘三老爷购××用××’等等。从此也可以见到，我们一家当时在上海的生活是较阔绰的。”

2、法马路

法马路建于清咸丰十年，即1860年，这是法租界修筑的第一条道路，因当时的法国领事馆位于该路东端的二号，故以法语Rue Du Consulat名之，中文译为“领事馆路”，又称“公馆马路”“法马路”“法大马路”。当时的法马路东起法租界外滩，即现在的中山东二路；西至现在的西藏南路；路面宽13.3米，该区域是法租界政治和经济中心。到了1943年，法马路更名为金陵路；抗战胜利后，于1945年12月又改名为金陵东路，沿用至今。法马路上有139号恒源祥绒线店、156号鸿运酒楼、500号的鹤鸣鞋帽店，以及宝大祥绸布店、协大祥绸布店等沪上知名老店。法马路沿街建筑亦很有特色，多以骑楼为主，富有浓郁的南国风韵，沿街二层以上的建筑皆出挑至街面，底层全为铺面，店前建有以立柱支撑的高大人行过道走廊，路人行走既可遮阳，又可挡风避雨，这种建筑形式多见于南宁、广州、厦门、泉州等岭南、两广、闽南一带，而沪上则见之甚少，此种“晴天不戴帽，雨天不撑伞”之骑楼风格在上海众多马路中成一道难得之风景。现在沿街店铺则以经营各种乐器为多，是上海知名的乐器一条街。

3、卜邻里

笔者按照清末李叔同时期旧上海老地图上的标识，再结合上海地名管理办公室资料库中查得的信息，比对后确定方位，在黄浦区的金陵东路， 终于找到了曾经的卜邻里，也就是现在的金陵东路389弄。这是一条沿街的里弄，其区域位置在如今的浙江南路和福建南路之间；南与人民路相邻，东依福建南路，北靠金陵东路，西接笃行里；在宝兴里的斜对面；现属福南小区之一部分，位于福南小区之东端。据查，现在的笃行里，其前身是得善里，1932年得善里拆除旧房，建造三层砖木结构石库门房屋25幢，另建沿街带骑楼店面房屋10幢，改名为笃行里，故当时与李叔同所居卜邻里相邻的并非是现在的笃行里，而是现已消失了的得善里。

经现场调查，卜邻里——金陵东路389弄，弄的正面通道与金陵东路（即法大马路）相连接，弄口“金陵东路389弄”的门牌号已掉落不见，弄口筑有栅门，晨启夜闭，这是上海石库门里弄的惯例做法。从现况来看，整个卜邻里南北向不过六十来米，东西向三十米不到，与上海滩林林总总的各式里弄相比，卜邻里的规模显得较小，仅有石库门老房子八幢，入住着18户居民，门牌号分别是金陵东路389弄1号—18号；8幢房子按东、西两排并列，每排由南到北依次分布四幢；每幢都是联排石库门建筑形式，整体结构融合了中西建筑风格，既有中国传统建筑的围合封闭，又有欧式建筑的联排和阳台；既有中式的黑漆封闭大门，又有西式的门楣石雕。从建筑构件来看，这些石库门采用的是清代老石库门通常使用的石料门框，而非20世纪二三十年代民国新式石库门的清水砖门框；但从外墙立面来看，用的却是新式石库门特有的红砖墙面和石灰勾缝工艺，而非旧式石库门的白灰粉刷外墙，加上世博会期间政府对建筑的外墙进行了修饰，所以从外观上看，各幢石库门建筑显得没那么老态，所以从结构上要准确判断该建筑的年代还需要更多的附加信息支撑。除了金陵东路的主通道外，卜邻里的东面还有一道侧门，与紧邻的福建南路相通，东门的门牌号是福建南路130弄。与金陵东路初建时称法马路一样，最初的福建南路称杜浪路(Rue Tourane)，同治十一年（1872年）改称图雷纳路。光绪二年(1876年)又以横贯该路洋泾浜上的郑家木桥（南北横贯今福建路）为名，改名为郑家木桥路。1914年，郑家木桥在填洋泾浜筑爱多亚路（今延安东路）时被拆除，但郑家木桥作为路名却一直被保留了下来， 直到1943年，郑家木桥路改名为永泰路，又因该路段位于福建路之南，1946年又将其更名为现在的福建南路。

找到了卜邻里，接下去要搞清楚卜邻里现在的石库门房子是否就是李叔同1898年刚到卜邻里时居住过的老房子。于是笔者找到了管理卜邻里的福南小区居委会，说明来意后，得到居委会周志勇先生的热情接待，并在其陪同下，一起登门寻访了几位民国时就居住在此的老同志。据了解，2008年前卜邻里共有石库门房子十幢，当时为配合世博会城市建设，政府在拓宽道路时将卜邻里沿人民路的两幢房子拆除，所以，我们现在看到的只有八幢房。至于这些石库门房子的始建年代，有说是民国的，也有说是清朝的，众说纷纭，莫衷一是。在周志勇的帮助下，又找到了退休的原居委会张主任。据张主任回忆，她于1997年进社区居委会工作，2000年时，居委会曾邀请部分老同志召开过一次里弄史座谈会，当时听老同志们说卜邻里有70年历史（图3）。若真如此，那卜邻里现存的八幢石库门老房子应是20世纪30年代的建筑，而非百年前李叔同所住的旧居了。

为此，笔者联系了上海市黄浦区公安局、规划和土地管理局、金陵东路派出所、黄浦区档案馆和上海市地名管理办公室等部门和单位，咨询之。希望得到更多与该建筑年代相关之准确信息，但都无果而终，笔者便求诸图书馆的各种上海方志。因清末民初紧邻卜邻里的郑家木桥路（现福建南路）一带曾以经营戏馆舞台为特色，有“戏馆街”之称，故以剧场资料为查找切入点，希望从中找到一些与卜邻里相关的线索。在《上海通志》第三十九卷“文化艺术”之第一章第二节“剧场电影院”中，笔者注意到有几段关于当时京剧戏馆“新剧场”的介绍：“新剧场，在公馆马路（今金陵东路）卜邻里口。砖木结构，设座700余张。清宣统二年一月初三开业”“先后改为群舞台、群仙共和台、迎仙凤舞台、沪杭共舞台、天声舞台、沪江共舞台、法界共舞台（人称老共舞台）”“1929年，因卜邻里拆屋重建而拆除”。卜邻里口，即法马路（现金陵东路）与郑家木桥路（现福建南路）的交汇处，现在是福建南路112号——上海市第一医药金陵东路连锁店，当年的新剧场应该就在这个位置。从这些资料中发现一条与卜邻里建筑年代相关的重要线索：1929年，卜邻里口的新剧场因卜邻里建设而被拆除。

顺着这条线索，笔者又翻阅了那个年代的《申报》、《民国日报》等资料，挖掘下去后发现，原来这座“新剧场”承载着许多卜邻里的故事。

新剧场，又名法界共舞台，在法租界法大马路（今金陵东路）卜邻里口，由京剧艺人王鸿寿筹资创办，是沪上知名的早期京剧戏院之一。《上海文化艺术志》、《上海通志》皆把新剧场的开业时间写为清宣统二年一月初三，其实不确，据笔者所查清宣统元年十一月二十日（即1910年1月1日）《申报》，刊有“法大马路新剧场大戏院准于二十二日开演”之告示，故新剧场开业的准确时间应该是宣统元年十一月二十二日，即1910年1月3日，在此权作纠正。新剧场后来转手由法租界督察长、青帮大亨黄金荣经营，并首倡男女共台表演，开风气之先，故改名为共舞台，生意亦愈加兴盛。1923年12月7日至9日，梅兰芳携老生王凤卿、言菊朋，琴票陈彦衡等在卜邻里口的共舞台连演三天，演出剧目有《空城计》、《武家坡》、《取成都》、《南天门》、《八义图》、《御碑亭》等，轰动一时，文献当有记载。著名优伶露兰春也曾是共舞台的台柱，为黄金荣所追捧，后被黄霸占为妾。有次共舞台演出京剧《镇潭州》，露兰春反串小生演岳飞，黄金荣在台下捧场，露兰春一时分心，将一段戏文唱走了板，台下浙江督军卢永祥的公子卢筱嘉听后，喝起了倒彩，黄金荣不知卢公子的身份，闻声带着手下冲过去就给卢两个耳光，卢少爷岂肯罢休，几天后便带上全副武装的部队把正在看戏的黄金荣在大庭广众之累目睽睽下拖抻绑走，并关了起来，虽然此事后来在杜月笙的调停下和解了，但黄金荣在自己地盘上遭此一劫，面子尽失，从此退居二线，杜月笙则顺势而上。这些发生在卜邻里的故事，后来被导演王晶搬上银幕，成了电影《大上海》中的情节素材。此后，黄金荣也无意再在共舞台经营，便将剧场所在卜邻里的这块地产转卖给当时上海最大的房地产商、英籍犹太富商沙逊的新沙逊洋行，自己另觅爱多亚路（今延安东路）新建荣记共舞台，也就是大家现今较为熟知的延安东路433号的共舞台，而原来法马路和郑家木桥路交汇之卜邻里口的老共舞台，由于年代久远，则早已淡出了今天上海人的记忆，为人们所不知。

新沙逊洋行是英籍犹太人伊利亚斯·大卫·沙逊于1872年在印度孟买所创立，1877年在上海设立分行，初期主要以经营鸦片和纺织品等贸易,兼涉地产。1917年，伊利亚斯·大卫·沙逊的孙子维克多·沙逊全面接管新沙逊洋行，转而扩大房地产经营规模，成为与太古洋行、怡和洋行、英美烟草公司齐名的四大财团之一。笔者查阅了《上海房地产志》，在第二篇第四章之《租赁》一节中找到一份《1915～1931年新沙逊洋行8条里弄增租情况表》，

1915～1931年新沙逊洋行8条里弄增租情况表

单位：银元　

里弄名称

1915年

1919年

1926年

1931年

1931年比1915年的增涨率（％）

合计

144412

166497

308889

451438

212.6

广福里

25126

27352

69902

85018

238.4

广安里

28742

36823

61124

65826

129.0

乍浦里

5966

7923

11248

14384

141.1

金隆里

17308

19657

30965

37863

118.8

同兴里

20841

19677

29880

58986

183.0

卜邻里

23007

27261

43382

108985

373.7

德顺里

18424

222

50376

64848

252.0

德临里

4998

5795

12012

15528

210.7

表中就有新沙逊洋行卜邻里房租的增长情况统计数据，由此可知李叔同所居住的卜邻里公馆，也是新沙逊洋行的房产。新沙逊洋行从黄金荣手中购得老共舞台后，使得卜邻里及其周边地块皆归入新沙逊洋行名下，便对该区域重新规划，着手整体拆建，故有《上海通志》所记，1929年，老共舞台“因卜邻里拆屋重建而拆除”。

为了确定李叔同旧居在卜邻里重建中是否被拆除，笔者又查寻新沙逊洋行的相关资料，并得知新沙逊洋行建设的许多著名建筑，如外滩上建于1929年原名华懋饭店的远东第一楼沙逊大厦、建于1932年现江西中路180号都城饭店、现江西中路170号建于1933年的汉弥登大厦等建筑的相关原始档案，如今依旧在上海市城市建设档案馆中被很好保存着。于是，笔者与上海城市建设档案馆档案室、办公室取得联系后，赶往上海，对民国建筑档案进行查找调阅，经过申请和审批等相关程序，在档案馆领导和陈冬琳等工作人员的支持帮助下，终于在档案数据库中分别找到了老共舞台所处卜邻里口的福建南路112号（原郑家木桥街29号）建筑的原始案卷“F00128B——D（03—05）0019320006”以及卜邻里所处的金陵东路389弄1—18号建筑的原始案卷“F00130A——D（03-05）0019300010”，得知老共舞台所在位置之现存建筑建于1932年，卜邻里现有八幢石库门建筑之建设年代是1930年，当时卜邻里整个建设项目，共建房屋55户，建筑面积达11616平方米。而沿街建筑楼下建为店铺，楼上筑为民居。这也与调查采访时，居委会张主任在2000年座谈会上听到“卜邻里有70年历史”的说法相吻合。

经此考辨，可以得出以下三个结论：1、李叔同携家人初到上海的居住地是法租界法马路卜邻里第三弄李公馆，其址位于当年法大马路与郑家木桥路相交处，即现在黄浦区金陵东路与福建南路相交汇之西南角，也就是现在的金陵东路389弄区域；2、李叔同1898年秋至1900年春所居住的卜邻里李公馆旧居已在1929年老共舞台停业后的拆除重建工程中被拆除，但该地块的卜邻里旧名一直被延用近百年，今虽改金陵东路389弄，但原住民仍习惯称卜邻里旧名；3、卜邻里现存之八幢石库门建筑的建筑时间是1930年；与卜邻里旧居相邻的老共舞台拆除后新建沿街建筑，其建设年代是1932年。

虽然李叔同在卜邻里生活过的李公馆旧居建筑今已无存，但卜邻里旧址还在，卜邻里周边的路境还在，这些曾经的见证，依旧诉说着历史的沧桑，为我们留下许多缅怀、追忆和遐想的空间。

二、小南门外青龙桥南堍城南草堂

城南草堂是李叔同在沪上继卜邻里之后的第二处居所。

城南草堂是沪上南市许幻园的公馆寓所，因地处南门外，因地而名，故曰城南草堂。草堂屋后有左右楼，左为书画室，名曰天籁阁；右为藏书楼，贮堂主所藏《红楼后梦》、《红楼补梦》、《红楼复梦》、《红楼绮梦》、《红楼重梦》、《红楼演梦》等《红楼梦》八种，且有玉壶山人所作《红线》、《红玉》、《红拂》、《红夫》、《红绡》、《红瓶》、《红桥》、《红儿》“八红图”画幅八帧，悬于斯楼之壁。故草堂又有“天籁阁”“八红楼”之名。至于城南草堂的建筑时间，这在许幻园《城南草堂笔记卷上》中有述：“丁酉秋，余奉继慈命，筑室于沪城之南，地颇静僻。出户不数武，有桥曰青龙桥,烟波十里，风帆往来，颇得林泉风景”。其所撰《城南草堂图记》中又云:“沪滨繁华，鸡犬桑麻，又是一番世界。人家多临水居，男妇皆朴重，盖犹有古风存焉。余性耽静僻，厌弃喧哗。于丁酉之春，筑草堂于此。庭植杂花，当盛开时，幽香满室，颇得佳趣。北临青龙桥，岸旁遍栽杨柳;东望黄浦，来往帆樯，历历在目。庚子孟秋，内子梦仙，为画草堂图，蒙海内大雅题句甚伙，因付制剧，以志墨缘，并附此图于集中，为记其缘起如此。云间幻园居士”，故草堂建筑时间应是在1897年春秋间。

许幻园（1878-1929），名嵘，以字行,上海华亭人；博学多才，工诗文，善文艺；家道殷实，为人慷慨豪爽，倡新学新知，是沪上新学界之活跃人物。1897年，许幻园等一群士子学人自发组织了一个以交流诗词歌赋、切磋文章时评为内容的文学社团——城南文社，社址就设在城南草堂。初到上海的李叔同，与文社诸士性习相近，很快亦加入其中，以文会友，切磋心得。人以群分，更与社员许幻园、袁希濂、张小楼、蔡小香等意气相投、志趣契合，相见恨晚。袁希濂（1878—1950），字仲濂，上海宝山人，善书法，与兄希洛，希涛号为“宝山三袁”。蔡小香（1863—1912），名钟骏，号轶侯，别号逸鸥，上海江湾人，笃好金石书画诗文，藏砚逾百，乐以其书房“集砚斋”取名，为蔡氏妇科五世传人，设诊所于上海老闸桥万福楼后街（今北京东路596弄17号）。张小楼（1876—1950），名楠，以字行，又字小廔，自号蓉江小楼。江苏江阴人，善书画，并擅指书指画，是著名爱国民主人士李公朴之岳父。

1900年春，李叔同与许幻园、袁希濂、蔡小香、张小楼，在城南草堂义结金兰。旧历二月十二，五人又借去徐氏园小宴余兴未阑，合拍小照一像，并各作诗词以记其事，且仿王弢园海天五友图，名之曰：天涯五友图（图4）。其时许、李、袁、蔡、张“天涯五友”，彼此诗文唱和，激扬文字，在沪上文坛传为佳话。当时沪上知名的《中外日报》亦先后刊登李叔同的《后起之秀》、张小楼的《小楼主人真草隶篆梅兰竹菊润规》和许幻园、宋贞夫妇《城南草堂书画》等润例，称李叔同“书则四体皆擅，人争宝贵”、言张小楼“书画冠绝行辈”、道许幻园“诗书画三绝”。许幻园更爱慕李叔同的才华，特辟出其城南草堂之一隅，邀李叔同全家移居其间，城南草堂便成了继卜邻里之后李叔同寓居沪上的又一住所。

在考辨城南草堂旧址前，不妨先对李叔同从卜邻里迁至城南草堂的时间作一考证。袁希濂《余与大师之关系》中有相关时间的叙述：“逊清光绪丁酉年，余肄业上海龙门书院，是年秋闱报罢，余集合同志，与本书院每月月课之外，假许幻园上舍城南草堂，组织城南文社，每月会课一次，以资切磋。课卷由张蒲友孝廉评阅，定其甲乙。孝廉宋儒性理之学，旁及诗赋。戊戌十月文社课题为‘朱子之学出自延平，主静之旨与延平异，又与濂溪异，试详其说’。当日交卷，另设诗赋小课，散卷带归，三日交卷，赋题‘拟宋玉小言赋’以题为韵。是时弘一大师年十九岁，初来入社，小课拟小言赋，写作俱佳，名列第一，此为余与师相识之始也……翌年己亥，乃迁于青龙桥之城南草堂，与许幻园同居。师于诗文词赋外，极好书画。其与江湾蔡小香、江阴张小楼、华亭许幻园及余，尤为莫逆，吾等五人遂结金兰之谊，誓同甘苦”，今人撰书凡言及李叔同迁居城南草堂之时间年代时，大多引袁文所述，认为李叔同是己亥年即1899年由卜邻里迁入城南草堂，其实不然。1900年4月16日（农历三月十七）《游戏报》上刊登的李叔同润例广告，其联系地址还是法租界南卜邻里三弄李公馆，也就是说，李叔同至少在该年的农历三月中旬还未迁居草堂，更不可能在1899年入住城南草堂。倒是李叔同1914年7月所作《题梦仙花卉横幅》诗中题注的文字“是画作于庚子九月，时余方奉母居城南草堂”，透露出迁居城南草堂的时间应是在1900年的九月以前；再观李叔同作于1900年夏《和宋贞题城南草堂图原韵》“门外风花各自春，空中楼阁画中身。而今结得烟霞侣，休管人生幻与真”一诗之题注：“庚子初夏，余寄居草堂，得与幻园朝夕聚首。曩幻园于丁酉冬作《二十岁自述诗》，张浦友孝廉为题词云：‘无真非幻，无幻非真’。可谓深知幻园者矣。李成蹊”， 以及李叔同应许幻园之请为《城南草堂笔记》所作跋中所言：“云间许幻园姻谱兄，风流文采，倾动一时。庚子初夏，余寄居城南草堂，由是促膝论文，迄无虚夕”。文中李叔同自述寄居草堂时间是庚子初夏，即1900年农历四月；又据草堂主人许幻园《城南草堂笔记·卷上》所记：庚子春，漱筒姻谱仲，迁居来南，与余同寓草堂，因见正中客厅新悬某名士书之一额曰‘醿纨阁’，而右旁书室，尚缺匾额。余乘兴书‘李庐’二字以赠之”。另有蔡冠洛回忆可为之佐证，1931年10月，弘一大师驻锡绍兴戒珠讲寺，李鸿梁、蔡冠洛、印西法师等前去看望，其时蔡冠洛提出“法师当代龙象，应化事迹，极为显著，宜于生前自定年谱，以示后人”，大师逊谢未遑，然亦告其早年行迹一二，蔡冠洛撰有《闽行前一夕谈》，文中记录大师自述：“庚子三月，初居沪渎小南门城南草堂”。从李、许两位当事人自述中可知，李叔同迁居草堂的时间应该是在1900年春夏相交之季，即1900年农历三月下旬至四月期间。由于袁希濂《余与大师之关系》一文写于弘一大师圆寂后的1942年12月，四十多年前之往事，回忆难免有误，应以当事者自述时间为准，故袁己亥迁居之说有误，李叔同由卜邻里移居城南草堂的确切时间应是庚子春夏间。

迁居草堂后的李叔同，与挚友相处朝夕，促膝论文，一如许幻园在《城南草堂笔记·卷上》中所言：“终日闭户读书，不问外务。冬月尝植梅花数株，疎影暗香，令人意远。往往与两三知己，即景联吟，颇得佳句”，彼此诗文相励，术艺交锋，《李庐印谱》《诗钟汇编初集》也相继刊行，闻名海上。其时，李叔同母亲王太夫人与许幻园夫人宋贞亦相契无间，处得极为融洽。宋贞，字梦仙，沪上才女，与许幻园同受业于长洲王弢（一八二六―一八九七）、元和江标（一八六O―一八九九），工诗文，擅金石，绘花鸟鱼虫，曾录其旧稿杂文6篇、诗词24首、正草隶篆四体书8帧、仕女山水墨兰草虫8帧，集成《天籁阁四种》。梦仙体弱多病，李母常照顾左右，为治药饵，花晨夕月，说诗评画，互为乐趣，视同己出。梦仙曾有一诗题于《天涯五友图》上，赞叹李叔同的才华：“李也文名大似斗，等身著作脍人口；酒酣诗思涌如泉，直把杜陵呼小友”。1900年5月，李叔同又与许幻园、张小楼、袁希濂、蔡小香、吴涛等，在上海四马路大新街口杨柳楼台旧址组织成立书画公会，以提倡风雅，振兴文艺为办会宗旨，开一代风气之先，由张小楼任主会，出任总经理一职的就是前章所述在《游戏报》刊登李叔同润例之接洽者——西湖天涯芳草馆主吴涛，而李叔同其时以当湖惜霜仙史李成蹊之名与许幻园同任副经理职事。同时，公会还出版发行《书画公会报》，专业刊登书画篆刻作品，他项新闻概不登载，以杜流弊，开我国书画艺术专业报之先河（图5）。1901年5月，《中外日报》刊出南洋公学增设特班的招生通告，李叔同以总分第12名的成绩考入其中，在该年9月正式成为蔡元培的学生。李叔同入学特班后，许幻园纳粟出仕，袁希濂入广方言馆，张小楼赴扬州东文学堂之聘，蔡小香忙于医事，救死扶伤。天涯五友各奔天涯。1902年秋，各省补行庚子、辛丑恩正并科乡试，李叔同以浙江嘉兴府平湖县监生李广平的身份赴杭州应试，未酬；1903年秋，再以浙江嘉兴府平湖县监生李广平身份赴河南开封应顺天乡试，未中。回沪后携黄炎培、穆藕初等志同道合者兴“沪学会”，倡新学新知，破旧俗，立新风，编《国学唱歌集》，演文明新戏，广开社会风气之先，青春激扬，意气风发。

在城南草堂，李叔同于1900年、1904年先后收获了他的两个儿子：李准和李端（字正夫，1904-1991）。母亲、妻儿、挚友伴着李叔同在城南草堂走过了他人生中最快乐的日子。

这样的快乐一直延续到1905年3月10日（农历二月初五）李叔同的母亲王太夫人离世时止。随后，李叔同告别上海，携眷扶柩回到天津，在为母亲办完丧礼后，8月又离别祖国，踏上了东渡日本的留学之路。1914年七月，李叔同在浙一师任教时与昔日好友许幻园聚首杭州时曾言：“回忆曩日，家庭之乐，唱和之雅，恍惚殆若隔世矣”；直到晚年，当李叔同回忆起城南草堂的这段经历，依旧不无感慨地说，在城南草堂的这六年，是他平生最幸福的时候，此后就是不断的悲哀与忧愁，一直到出家。李叔同当时有一首小词《清平乐 赠许幻园》：“城南小住。情适闲居赋。文采风流合倾慕。闭户著书自足。阳春常驻山家。金樽酒进胡麻。篱畔菊花未老，岭头又放梅花”，这些文字应该是李叔同在城南草堂这段时间真实心情之准确写照吧。

清晰了李叔同寄居城南草堂的时间，接着再对城南草堂的地理位置作一番考证。关于城南草堂的地址，现存文献有袁希濂“青龙桥城南草堂”之说，也有丰子恺回忆“大南门金洞桥畔”城南草堂之说，袁希濂是当事者，丰子恺也曾在弘一大师陪同下一起寻访过城南草堂旧址，故两位的记述皆当准确无误，当今各种著述亦皆以此两种叙述为例，屡见引用，而未见有更详尽介绍者。那么，关于城南草堂是否还有更详细的住址信息呢？笔者在上海图书馆近代文献资料库中查得1899年5月29日《中外日报》，报上刊有灵鹣阁主江标所撰宣传告白一则，题为《城南草堂书画》，赞誉许幻园、宋梦仙夫妇诗书画三绝，并介绍润例广而告之，文中所记城南草堂地址比袁、丰所述更为详细：“现寓上海小南门外青龙桥南堍许公馆”及该报8月多期同题中告示的“现寓上海小南门外青龙桥南首许公馆”（图6）。从中我们可以获得城南草堂最详细位置的三个关键词：小南门外，青龙桥，南首。

翻阅上海清末史料，19世纪末，整个上海分为南市、闸北、江湾、吴淞、租界五个主要区域。南市是华界的商业中心，包括上海的老城厢和十六铺以南地带，东南与黄浦江相邻，西北与法租界相接。而李叔同迁居城南草堂的1900年，当时南市老城厢之城墙共有七座城门，分别是：朝宗门(大东门)、玉带门(小东门)、朝阳门（小南门）、跨龙门(大南门)、仪凤门(西门)、晏海门(北门)和障川门（新北门），小南门在大南门的东侧（图7）。从《中外日报》上所刊“小南门外青龙桥南首许公馆”之“小南门外”的“外”字来分析，城南草堂应该不在城内，而在朝阳门外，因小南门和大南门彼此相邻不远，故亦有丰子恺之“大南门外”一说，方位都是对的，但以“小南门外”的表述更为准确。

清朝的上海老城厢水系相当丰富，浜多，桥多。有薛家浜、乔家浜、肇家浜、方浜、侯家浜、中心河等，而城南的主要水道乔家浜，其水源就得自于城外流经城南草堂边上的薛家浜水系。笔者在综合了清同治、光绪上海南市老城厢地图后，晓知薛家浜上诸桥之详细架况，自小南门（朝阳门）外，沿经薛家浜并横跨其上，距城门由近渐远的各座桥依次有小闸桥、里仓桥、外仓桥、小普陀桥、青龙金带桥、求新桥、马路桥、外薛家浜桥等（图8）。至此，可以确定城南草堂的位置，应是在上海老城厢小南门（朝阳门）外、横跨薛家浜上的第五座桥——青龙金带桥之南首。

在对青龙金带桥资料挖掘过程中，笔者注意到环球社1909年8月16日创刊于上海的《图画日报》。该画报每日一刊，每期12页，分12个栏目，油光纸石印，前后共出版404期，是中国近代出版史上第一份日刊类画报，其善本现珍藏于上海图书馆。《图画日报》曾连载《营业写真——三百六十行》、《上海曲院之现象》、《上海著名商场》、《上海之建筑》等专题栏目，内容贴近生活，尤其是建筑类图画，风格写实，每幅还配有文字介绍，具有很高的史料价值。在一一翻阅了该报介绍清末沪上名胜古迹的《上海之建筑》栏目后，很幸运在《图画日报》第61号第2页上收获一幅描绘“青龙金带桥”旧貌时景的画，画面上虹桥跨流水，垂柳伴屋舍，俨然一幅城南草堂景致图，图之上方还有题跋：“青龙金带桥，一名青龙桥，在沪南薛家浜口，故亦名薛家浜桥。邑人葛成琪曾修之。沪地城厢内外各桥，名类俱二三字，其多至四字，如红阑干桥、穿心湖桥者，已不多见。故有四字、六字桥之谚。若五字桥名，则惟此一条。且沪南各桥，近因各处开辟马路，拆平者多。此桥犹石级巍巍，旧观未改。殊令过其地者，神往于当年建筑之工也”（图9）。 此图画为今人了解和研究当年李叔同所寄居之城南草堂的地理环境提供了直观、形象的信息，甚有参考价值。加上许氏《城南草堂笔记·卷上》所描述之：“出户不数武，有桥曰青龙桥。烟波十里，风帆往来，颇得林泉风景”,城南草堂景致晓之一斑。

李叔同除了光绪年间六载勾留在草堂，民国期间也曾数度故地重访，追昔抚今。李叔同任职于杭州浙一师时，周末常常返沪看望在沪之日籍夫人，1914年春返沪时，就曾旧地重游走访过城南草堂，我们从这一年七月李叔同在为许幻园夫人宋梦仙遗画题词时留下：“今春余过城南草堂旧址，楼台杨柳，大半荒芜矣！”“人生如梦耳，哀乐到心头。洒剩两行泪，吟成一夕秋。慈云渺天末，明月下南楼。寿世无长物，丹青片羽留”的文字中，可以读到重访草堂后对世事无常的无限慨叹和送别友人的惆怅和忧伤。

1926年，弘一法师与弘伞法师赴江西庐山金光明法会，道经上海，因等江西来信后再决定起身的日子，便驻锡在离青龙桥很近的小南门灵山寺。其时，大师应上海世界佛教居士林王一亭等之请，为信众开示《在家律要》，其内容后来刊登在1927年4月的第17期《居士林刊》上。又听说天台兴慈法师弘法讲经的超尘精舍就在小南门附近，适客居无事，弘一法师便一个人去寻访精舍。说起超尘精舍，今人知之甚少，但若说法藏讲寺，不知者就不多了，如今上海四大丛林之一法藏讲寺的缘起前身其实就是超尘精舍。兴慈法师，天台宗第41代传人，1918年，兴慈法师应哈同夫妇之请，离开天台山中方广寺，来到上海哈同夫妇的私家园林爱俪园，讲授《天台四教义集注》。时有沪上沈映泉居士，听讲后深为感动，特在小南门青龙桥选舍修葺，取名超尘精舍，迎请兴慈法师留住精舍，讲经弘法，主持青年僧伽教育，培育弘扬天台教义的僧才。一时，四方信众闻讯纷至沓来，历经数年，终成气候。但因精舍屋狭，不能容众，便由海上王一亭等发起募捐，于1924年春，在吉安路购得土地5亩余，历经5年，建成现今上海唯一的天台宗道场——法藏讲寺，该寺现址在卢湾区吉安路271号。1928年第89期《大云》之“附录”章中《法藏讲寺听经絮语》一文亦有记：“不亲与兴慈法师謦欬者垂十载，师天台产，时方主教青龙桥超尘精舍，朴讷不华，潜心经典……嗣赖诸大护法力，别建法藏讲寺于法新租界茄勒路”，而茄勒路就是现在的吉安路。

弘一大师在小南门遍寻超尘精舍不着，便改道重访城南草堂故地。有道是有心栽花花不开，无意插柳柳成荫，在城南草堂的门外却看到了超尘精舍的匾额，原来那超尘精舍就设在城南草堂。重访草堂后的第二天，弘一大师去看望他的学生丰子恺，说起这段事，他兴奋地说：“这是很好的小说题材！我没有空来记录，你们可采作材料呢”，那房子“装修一如旧时，不过换了洋式的窗户与栏杆，加了新漆，墙上添了些许花墙洞。从前他母亲所居的房间，现在已供着佛像，有僧人在那里做课了。近旁的风物也变换，浜已没有，相当于浜处有一条新筑的马路，桥也没有，树也没有了”连称：“真是奇缘！那时候我真有无穷的感触啊！”，并约上丰子恺次日再去城南草堂。1926年8月4日，丰子恺在桐乡石门用《法味》一文记录下了这次寻访，以及弘一大师口述回忆的城南草堂和丰子恺所看到的城南草堂：“他说那房子旁边有小浜，跨浜有苔痕苍古的金洞桥，桥畔立着两株两抱大的柳树……。自从他母亲去世，他抛弃了城南草堂而去国以后，许家的家运不久也衰沉，后来这房子也就换了主人。□年之前，他曾经走访这故居，屋外小浜，桥，树，依然如故，屋内除了墙门上的黄漆改为黑漆以外，装修布置亦均如旧时，不过改换了屋主而已……过了一会，他就换上草鞋，一手夹了照例的一个灰色的小手巾包，一手拿了一顶两只角已经脱落的蝙蝠伞，陪我们看城南草堂去。走到了那地方，他一一指示我们。那里是浜，那里是桥、树，那里是他当时进出惯走的路。走进超尘精舍，我看见屋是五开间的，建筑总算考究，天井虽不大，然五间共通，尚不窄仄，可够住两分人家。他又一一指示我们，说：这是公共客堂，这是他的书房，这是他的私人会客室，这楼上是他母亲的住室，这是挂‘城南草堂’的匾额的地方”。在读了丰子恺的《法味》后，吕伯攸随即写了《再记李叔同先生》，发表在1927年第15卷第5期的《小说世界》上，呼应和补充丰子恺的回忆：“等他由日本回来，许家早已门庭衰落；屋子也换了主人。那时他曾走访过故居，据说，那屋子旁边的小浜，那苔痕斑驳的金洞桥，一切都依旧，不过在墙门上换了一种髹漆罢了。今年——民国十五年——夏天，他因事到上海来，顺便想去访问一处讲经的地方，叫作‘超尘精舍’的，于是，他又跑到大南门去了。可是，找寻了许久，总找不到‘超尘精舍’。结果，他只得改道去看看他的故居城南草堂。那知他刚走到城南草堂门口，就瞥见高高挂着的一块横匾，很显明地标着‘超尘精舍’四个字。这真是奇缘啊！不过，旧时的小浜，已填成马路了，桥也拆去了，树也砍伐了。谁料到他的故居，也和他一样地皈依净业了”。而与李叔同在浙一师共事七年的同事好友姜丹书于1937年也曾写过《弘一律师小传》一文，刊登在《觉音》（第20、21合刊）上，其中也有一段与城南草堂相关的文字：“尝闻丰子恺言，民十七八间，上人暂居其瀛寓，偶话旧，忽欲寻访‘城南草堂’，子恺随行；至则故居犹存，而主人已易，草堂改为精舍；入则大恸今昔之悲，顿向佛座五体投地，叩头如捣蒜，肃穆之容，万籁为寂。凄凉之气，四壁寖寒。我佛有灵，当亦同下伤心之泪矣！既知屋已易人，乃求故主何在？心诚求之，其人斯得，嗟夫苍天！畴者慷慨好义之文坛盟主许幻园者，头已白，耳已聋，为人佣书，藉易升斗，以维生活。相接之下，又复大怆，久之，始破涕为笑，追叙前尘，恍如痴人说梦，此情此景，陪坐之子恺，亦不禁涕之沾髯也！”姜所记时间未必精确，然其事当是不虚。丰子恺、吕伯攸、姜丹书之叙述，为我们提供了城南草堂更多的信息，丰富了我们对草堂的认识和想象。

城南草堂所在的老城厢南市一带现在属黄浦区行政区域内。带着寻找旧日草堂遗迹的冲动和不安，笔者走进昔日的老城厢，去感受李叔同曾经的岁月和岁月消逝留下的斑驳痕迹。冲动是因为听说那里的旧城虽正在改造进行中，但许多老屋尚存，今日的沧桑旧迹，或许明天就成了不再的历史回忆，时间的紧迫让笔者频生寻访的冲动；不安是因为百年的历史变迁，风云变幻，旧居安在？遗址存否？这些始终困扰笔者，成心头挥之不去的忐忑。再者，2010年与许幻园儿媳、著名魔术表演艺术家邓凤鸣老师相识，并结识许幻园孙子许超老师，交谈中许氏母子亦以寻访城南草堂一事相嘱托，故更当精进寻访考证。在四号地铁线南浦大桥站下，沿着中山南路步行不久，便在现代化的大桥和林立高楼丛中找到了破旧的薛家浜路，两侧成片的棚户大都居住着全国各地来沪打工的小商小贩，路旁摆满各式小摊，有卖瓜果蔬菜的、日用百货的、小吃点心的，乱糟糟中倒也透露着热闹的市井生活气息。两边写满“拆”字的栉比旧屋中偶尔也会夹带着有几幢略显洋气的石库门建筑，看着眼前已拆的废墟、正拆的残垣和将拆未拆的老屋，背景是一幢幢新建的摩天大楼，感觉时空在这个结点上穿梭着把历史重叠并缠绕在了一起，平生些许恍惚。循着弯弯曲曲的薛家浜路，先找到位于薛家浜路上的小东门街道青龙桥居委会，说明来意，但工作人员都是年轻人，对所问历史言之不晓，这也在意料之中。又在居委会干部陪同下采访了几位长者，因都不是原住民，故问之也都不甚了了。百年前的城墙、古桥、河浜都早已灰飞不再，但好在许多旧路老街今天依旧还在，不仅还在，而且许多旧式的路名街名还被沿用着，在上海城市的生命中传承不替，未曾湮灭。宝带弄、跨龙路、尚文路、仪凤路、福佑路、青龙桥街、大水桥弄、鸡毛弄、小普陀街、芦席街、陆家浜路、外仓桥街、里仓桥街、方浜路、小石桥街，诸此等等，在旧上海史料中常常读到的这些文字，在这里比比皆是，它们承载着数百年上海的历史，似乎已被默化为一种文化符号，依旧伴随着一代代上海人，穿梭在现今的生活里，扎根在人们的记忆中。一路上又请教了几位在冬日下晒着太阳的老人，虽对城南草堂和青龙桥皆无所知，但却提供了青龙桥街的准确位置，按所指路线，终于找到了横跨在薛家浜路上的青龙桥街（图10）。

青龙桥街与薛家浜路相交成十字街口，薛家浜路将青龙桥街一断为二，分成南北两段。北段路：路之两侧，一边是青龙桥街7号——49号；另一则已被拆为平地；青龙桥街北端与芦席街相交成丁字路，不知道为什么，青龙桥街最北端是从7号开始的，并没有1号-6号；南段路：路之两侧，一边是青龙桥街75号—103号，另一边是青龙桥街76号—100号，青龙桥街的最南端与多稼路相交，并与多稼路215号、217号相邻。在青龙桥街访问了几位正在聊天的老者，其中有一位居住在青龙桥北街年过八旬的原住民王老先生，其回忆道，早年听他的长辈们说现在的薛家浜路就是以前的一条水道，清末薛家浜填浜后便修筑成了现在的薛家浜路，而以前横跨薛家浜上的青龙桥，也因浜填成路而被拆，桥拆除后就在桥所在的位置修筑了这条青龙桥街，并将青龙桥南面一段路称为青龙桥南街，青龙桥北面一段路称为青龙桥北街（图11）。此说与《南市区志》中所记：“民国元年填薛家浜筑薛家浜路”相符。而《中外日报》上记述的“青龙桥南首”应该就是现在的青龙桥街南街的位置了。现在的青龙桥街南街，我们还可以看到保存不错的如76号、90号、100号等石库门老房子。

观察青龙桥街76号和90号石库门建筑形制，其石库门之门柱、门楣、门券、山花雕饰图案等诸种建筑元素，都系欧式西洋风格，采用了三角形、圆弧形、长方形等西方建筑中常用的几何图案，石库门两边门框也运用了西方古典壁柱式建筑结构，从石库门外观和建筑石材的运用上，体现出20世纪一二十年代兴起的更趋西方化的新式石库门建筑风格。而许氏城南草堂则建于19世纪末，其时所筑石库门建筑大门外立面尚无此繁复西构，故这两处宅院可排除许宅之可能。

再看青龙桥街100号，此石库门系条石门框，两扇黑漆大门面西而开，大门正对着窄窄的鸡毛弄，为避路冲，所以在大门旁可以看到靠墙竖着一块辟邪的“石敢当”石碑。因现在地面加高的缘故，石碑被埋了一大半，只露出一个八卦图和一个石字，但依旧执着地坚守在门旁路口。石库门的上方是一块阳文石雕门匾，颜其额曰：高阳世泽。高阳？！精神蓦然为之一震，那不就是许姓的郡望堂号吗？查阅中国姓氏起源，许氏出自姜姓，是炎帝神农氏的后裔，周成王时，大规模分封诸侯，其中商的旧地也分封了一些姬姓诸侯国和姜姓诸侯国，许国就是被周分封的姜姓诸侯国之一，其始祖为文叔，也称许文叔。春秋时，许国成为楚国的附庸，战国初为楚国所灭，许国亡国后，以国为氏，称许氏；又传因尧舜时代贤者许由而得姓，而许由又早许文叔1100余年，且一脉相承，故又有以许由为始祖。公元前481年许国为楚所灭后，其子孙分迁汝南（现河南）、高阳（现河北）等地，汝南郡和高阳郡后来也就成了许姓最主要的两个郡望，并以此向全国各地辐射，故许氏若溯其宗，一大主脉出于高阳，许姓族人亦常自称高阳后人。许姓的主要堂号有汝南堂、高阳堂等。现在海内外各地许氏宗亲常用的许姓堂联则有：“高阳世泽，洛水家声”“太岳家声远，高阳世泽长”“高阳世泽长，金石家声远”“高阳世泽传千古，尚书家声日月长”“绪承太岳源流远，派衍高阳世泽长”等，横批多用“高阳世家”“高阳旧家”“派衍高阳”等，浙江天台义里、水南等许氏大宗也都以高阳后人自称，许亦江所著《浙江省姓氏志·水南许氏》中有记。而青龙桥街100号石库门门额上的“高阳世泽”四字，不就清楚地交代了宅主许氏族人的身份吗！况且此处位置又与城南草堂之“小南门外青龙桥南首”相符。这座外墙已被水泥灰沙粉刷得看不出岁月沧桑痕迹的建筑，就是百年来世人苦苦寻之不着的城南草堂吗？因地步较窄，为了看清建筑全景轮廓，便退后数步，站在鸡毛弄观青龙桥街100号全貌。但见整个建筑群为二层楼形制，侧立面山墙从北至南依次为半坡顶——硬山顶——半坡顶——硬山顶——半坡顶，开阔共有五间，石库门则位于居中之半坡顶立面的位置（图12），拿出随身带着的卷尺丈量，整个山墙立面宽约20米，至山脊高约8米，进深约12米，若以面西而开之黑漆石库门为轴线的话，则刚好将整个建筑群划为南北前后结构对称、形制相同之两部分建筑。石库门条石门框宽1.5米，高约3.5米，“高阳世泽”门额宽约1.2米，高约0.3米。推开黑漆大门，进去便是一横长天井，围合成长5米，深3米的天井空间；以天井为中心，南北各一结构相同之单元建筑，楼下中间是客厅，宽5米，破旧的落地长窗和被踩磨成月牙形的门槛都还残存着，左右是厢房，客堂后面是通往二楼的木楼梯，再往后又是一小天井和厨房、杂屋等附属用房。简约而不张扬，封闭且又对称，外立面没有后期石库门经常运用的那种西洋线条和图案元素，属典型的早期中国传统风格石库门形制。这既与城南草堂建筑年代相符，也与丰子恺在《法味》中讲述当年跟随弘一大师寻访城地草堂时“我看见屋是五开间的，建筑总算讲究，天井虽不大，然五间共通，尚不窄仄，可够住两分人家。他又一一指示我们，说：这是公共客堂，这是他底书房，这是他私人的会客室，这楼上是他母亲的住室”“屋内墙门上的黄漆改成了黑漆”的景象契合不二。

青龙桥街100号石库门内现大多住着外地的租房客，建筑早已被隔断成一个个居家的小单元，有的成了棋牌室和制衣的小作坊、工场间，共有17户人家挤在一起，显得甚是杂乱，对这座房子的历史他们自然是无从知晓了，攀谈间得知这里还住着一户本地的老太太，可刚好不在家，出去了。于是先找了几户居住在附近的上海本地居民聊谈了起来，跟他们说起了许家和李叔同，可大都也不甚了了，说到了边上76号、90号的石库门房子，都说那两幢石库门有明显的西洋风，从年代上看应该比100号更年轻。交谈间等来了居住在青龙桥街100号的阿婆。阿婆姓张，名兰云，今年83岁，老人身体非常健康硬朗，里里外外都能一个人自理。张阿婆自年轻时嫁到住在这石库门里的蔡家，这一住就住了整整六十多年。说起这幢房子的东家，张阿婆讲：“这房子可是有年代了，比隔壁的西洋石库门都要老，房子的格局没有变，只是里面被隔得乱七八糟不像样了；我老公家姓蔡，我住进来时，这里没有其他住户，安静宽敞得很。听老辈们讲，这房子的东家姓许，许家自己不住在这里，也是租出去了，听老辈们说以前许家人来收过房租，解放后到1958年房子就都充公了”（图13）。张兰云老人的回忆，证实了我先前对“高阳世泽”是许家的判断，再次为城南草堂的考证提供了佐证。故现今之青龙桥街100号,无疑即当年许幻园、李叔同两家居住之城南草堂，应作如是观。而许幻园迁出城南草堂后，则移居至小南门外南张家弄西口及英大马路（即南京路）南香粉弄69号，1915年5月26日许幻园在粤华园宴请严修后，严修在当天的日记中有记。

而兴慈法师虽自20世纪20年代末将超尘精舍从青龙桥城南草堂迁出，然香火绵延未熄。笔者在青龙桥街100号许宅南面的青龙桥后街24弄寻访到一位原住民夏阿婆，夏阿婆今年90岁，出生在青龙桥后街，并一直在此生活。据其回忆，民国时青龙桥街原有一座念佛堂，以后怎么没有了就记不得了，后来附近居民又在现在青龙桥后街24弄的位置自发搭建了一座屋子，里面供奉着菩萨，附近的居民都在这里烧香，新中国成立后拆拆改改就没了。夏阿婆还指着24弄一位居民家的厨房说，那就是当时残存下的老房子。顺着老人手指的方向望去，是一间低矮破旧的砖屋，透过驳落的白粉墙，旧墙的黄底子还能隐约可见。据此分析，夏阿婆回忆的念佛堂应该就是兴慈法师在城南草堂办的超尘精舍了，而随着兴慈法师移锡法藏讲寺，超尘精舍便退出了城南草堂。

在青龙桥街附近还保存着大水桥弄、青龙桥后街、鸡毛弄等老街旧弄。走不远，还可以看到小普陀街，当年李叔同参加沪学会，这里就曾穿梭过他意气风发的身影。沪学会是清末上海教育家叶永鎏、叶永锡于1902年发起，于上海县城内俞家弄宅，联络同志，研究学术。后因小南门外普陀禅寺有余屋若干，便迁至其中，设立会所，1904年定名为沪学会，附设义务小学、体育会及各学科补习夜课，1906年移至城外赵家湾，1908年与教育研究会合为县教育会。1902年11月16日，南洋公学学生因不满学校当局的压制，发生学生罢课风潮，全体学生二百余人毅然退学，时为南洋公学特班学子的李叔同和特班同学们也弃校而去，李叔同又回到了妻儿和母亲寓居的城南草堂。1904年，李叔同与黄炎培、穆藕初等先进，成沪学会之中坚，倡新学新知，移风易俗，开演讲会，办补习班，创义务小学，实践戏剧、音乐之新风。其时，沪学会之会所即在小普陀街附近，离李叔同寓居的青龙桥之城南草堂不过百余米。

探旧上海文史，就在城南草堂所在的青龙桥畔，还曾留下过“礼拜六” 鸳鸯蝴蝶的片羽风痕呢。曾主编《沪江月》《横行报》，发表《绿窗泼墨》、《枕绿小说集》等作品的该派主要作者张枕绿，于1922年4月至5月就曾在小南门外青龙桥1号主办良辰好友社，主编四开四版《良辰》文艺周刊，为本已承载了许多故事的青龙桥又添上一笔人文色彩。

至此，可以作出如下结论：1900年初夏至1905年夏，李叔同所寄居的“小南门外青龙桥南首”城南草堂许公馆，其原始位置是在上海老城厢小南门外薛家浜与青龙桥相交汇处的桥之南堍；1912年薛家浜填浜筑路，将原浜水道填筑成了薛家浜路，现在薛家浜路的沿路走向，实是以前浜河的水路；而原本横跨薛家浜上的青龙桥在填浜后也被拆除，并在青龙桥所在的位置修筑了青龙桥街，青龙桥街又被薛家浜路划分为南北两段。故若按现在的地标，城南草堂的具体位置应该在黄浦区薛家浜路与青龙桥街交汇的青龙桥街南段之青龙桥街100号。1900年春至1905年夏，李叔同在这里留下了他生命中最快乐的时光。

春秋代序，19世纪的青龙桥我们已无缘再见，今天的城南草堂历经近百二十年累易其主的搭建和改造，也早已破败成聚户群居的72家房客之所，没了昔日盛时之风华绝黛。看着阳光洒在老宅身上的影子渐渐移动着，我徘徊着久久不忍离去。时光在肆意地流淌，面对这座曾经承载过李叔同激扬文字，指点江山，放飞青春梦想的百年老宅，我不知道它还能这般静静地在此伫立多久，它的前世记忆还能延续几时。此刻，耳畔和脑际充斥着李叔同《送别》的旋律，此起彼伏，无奈和凄美浸透了我的情绪，眼前的这一幢隐匿在喧嚣都市中已不起眼的许家老宅——城南草堂，勾起了太多的联想，不禁潸然，感岁月之不居，慨世事之无常。随着上海市旧城改造速度的加快和城市现代化建设步伐的推进，今天的许家老宅、青龙桥街、薛家浜路，抑或明天都将灰飞不再（图14），愿今日之考证，可以为明天之研究提供更多的资料实证和信息参考。

三、英徐家汇路南洋公学上院三楼特班宿舍

1901年至1902年，李叔同就读于徐家汇的南洋公学特班，其间，妻儿和母亲仍寓居城南草堂，而自己则从城南草堂搬到了学校的学生宿舍——南洋公学上院特班单人宿舍，与同学共住校内。

清朝时的徐家汇，其位置相当于现在的广元路以南、蒲汇塘路以北、徐虹北路以东、宛平路以西所围合之区域，因晚明文渊阁大学士、礼部尚书徐光启曾在此建农庄别业，去世后又安葬于此，其后裔便在此繁衍生息，故初其名曰“徐家厍”，因地处肇嘉浜、蒲汇塘与法华泾三水会合处，后又得名“徐家汇”。19世纪中叶，因清廷对西教的放宽和解禁，使得世代笃信天主教的徐光启后裔居住地徐家汇成为了天主教在华信徒的聚会中心，法国天主教耶稣会江南教区便择地徐家汇建造耶稣会会院，徐家汇地区因之成为上海天主教教务中心和西方文化输入的重要窗口。此后,一批以文传道的耶稣会会士相率入境，兴建教堂，创办学校，传播西方宗教文化，在徐家汇周围先后建立了数十所宗教性事业机构，包括教会办事机构、教育事业机构、文化科技医疗机构和社会慈善事业机构等。在此背景下，道光二十七年（1847年），中国第一所教会图书馆——徐家汇天主堂藏书楼；道光三十年(1850年)，上海第一所教会中学——圣依纳爵公学（今徐汇中学）；咸丰元年(1851年)，中国第一座西方建筑式样的教堂——徐家汇天主堂；同治三年（1864年），沪上第一座孤儿院——土山湾孤儿院、育婴堂、工艺院、印书馆；同治七年(1868年)，上海第一所博物馆——徐家汇博物院（今漕溪北路240号）；同治十一年（1872年），我国第一座正式命名的天文台——徐家汇天文台（今蒲西路221号）；还有诸如震旦学院(今上海第二医科大学)、崇德女校(后改名为徐汇女中)、启明女中等一大批文化教育设施相继应运而生。李叔同曾经就读的南洋公学也于1896年在徐家汇择地创办。

南洋公学是由清末著名实业家、教育家盛宣怀创办，当时占地120亩，因经费来自招商、电报两局捐款，故名为“公学”，是一所我国最早兼有师范、小学、中学、大学等完整教育体制的学校。校分四院，即师范院、外院、中院和上院，其中的师范院是我国近代最早的新型师范学校；外院即附属小学，是师范院学生实习之所；中院相当于中学，上院相当于大学，外、中、上院学期各4年，学制相衔。1901年春，公学总理张元济奉盛宣怀之意，递《请设特班呈文》：“去岁变法, 治下人心奋起，海内明达之士必多有志西学，亟宜于南洋公学设特班，以待成材之彦。他日学成，可备朝廷器使等因”“兹奉钧谕增设特班，广招隽出之材，俾跻大成之域”，拟在公学内设立特班，并亲自起草了《南洋公学特班章程》十条。盛宣怀随即批复南洋公学“查核所拟章程尚属妥协,应准如请, 以学生三十名为额, 以西学功课为重, 功课分前后两期, 各限三年卒业, 岁需奖赏伙食一切经费洋二千元, 即就南洋公学捐款内随时均拨”，要求特班所取学生“必须品学合格，为将来造就帧干大才之用”，并指示“先行登列各报，于四月内报名”；1901年5月1日起，《中外日报》连续两月刊出五十多期南洋公学增设特班之招生广告：“本公学现在增设特班，专教成材之彦，各省学识淹通之士，无论有无出身，会习西文与否，均可觅具保人，赴本公学报名，限四月内截止。届时由督办轮船电报两局盛丞堂示告试期，惟素有嗜好或性喜便逸或须料理家事者幸勿枉临。一切规约，照原设师范班优待之例，惟不给膏火，一切购买书笔纸墨悉由自备。功课分初级、高等两课，初级：英文、算学、格致、化学；高等：地学、史学、政治、理财、名学，各学三年卒业，告假、退学均有限制，别具详细章程，可向本公学索阅”(图15)，在全国广招学子，以应经济特科之选，培储国家栋梁之材。7月，盛宣怀又行文照会公学新任总理沈曾植，再次强调特班办学宗旨：“系为应经济特科之选，以储国家栋梁之材。故宜专致政学，不必兼涉学艺，尤宜讲求中西贯通希合公理之学，不可偏蹈新奇乖僻混入异端之学”。

渴求兴国安邦之道的李叔同闻招生讯后，即以浙江平湖李广平之名报考，并以总分第12名的成绩成为特班学子之一（图16），师从蔡元培先生，并成其得意门生。蔡元培在《记三十六年以前之南洋公学特班》中引用特班学生彭清鹏所述，追忆前尘旧事：“招考两次，每次各取二十人，初试在南洋公学，复试在盛宅。所试皆国文，复试题为《明夏良胜中庸衍义书后》及《请建陪都议》”。1901年9月13日是特班的开学之日，蔡元培在当日的日记中写道：“南洋公学特班生开学，见延为教习，今日到学”。蔡元培任教特班期间，在教学上创新方法，亲自为特班学生拟列了修学门类和学习书目，提倡以自学为主，培养学生自习和独立思考的能力，按期作业，授之以渔。特班的功课其时分前后两期，前期为初级功课，后期为高等功课，有伦理、政理、政治史、理财、法律、地理、哲学、博物、卫生、文词学、算学(数学、代数、几何、平三角)、化学、外国语（英文、日文、拉丁文）等课程。每天除了3小时课编纂，3小时课讲义和l小时修辞之学，课外可随各人兴趣和爱好自学各科，学习后撰写学习心得札记，每篇心得的内容要求包括：精要、心得、疑义三部分，以每周一交的形式，将所撰心得笔记交蔡师批阅，蔡将自己的这种教学方法自称是“稍参书院式”。蔡元培后来在《我在教育界的经验》一文中写道：“我在南洋公学时，所评改之日记及月课，本已倾向于民权的提倡”；1902年，管学大臣张百熙在奏折中亦有“京外学堂办有成效者”“以南洋公学为最”之赞誉之辞。现藏于静安区华山路303弄16号蔡元培故居的蔡元培日记手稿中，记录了许多关于特班的信息，包括当时他为李叔同们所拟的课题题目，现摘录一二，与众分享：

1901年10 月18日课题：《记周士爱国（国指父母国）》（政治史）；《我国折狱，不设陪审员，而不免绅士请托，试详其流弊》（法律学）；《宋襄公不重伤不禽二毛之言合于公法否》（公法学）；

1901年10月25日课题：《论土耳其受保护于英之利弊》（政治史）；《论罚锾》（法律学）；《论英国保护土耳其之得失》（公法学）；《日本维新名士多出于阳明学派说》（道德学）。

1901年10月31日课题：《论信陵、平原、孟尝、春申四君与其国之关系》（政治史）；《律有自首免罪，以公理证明之》（法律学）；《拟外务部大臣移葡萄牙外部长书》（公法学）；《宋明道学家同出孔子而有宗教质性与哲学质性之不同，试概论之》。

1901年11月18日课题：《宋儒论性有义理气质两种然否》（道德）；《游侠平议》；《殷法刑弃灰于道辩》；《评英特之争》；

1901年12月10日课题：宪法学题：《论者谓民智未开，不能设议院，然否？》；行政学：《外人目我为君权无限辨》；法律：《揭唐律、今律之大不同而有关系者，评其得失》；理财学：《论国家彩票富签票之弊，并陈筹还外债之策》；外交：《论强国对弱国不守公法之关系》；哲学题：《希腊苏格拉底有知即德之说，试申引之》；教育学：《论教育之关系》；

1901年农历九月月课题：《论秦汉重农抑商》（政治）；《论刑逼招供之非理》（国法）；《论法人占土耳其弥低偏海岛》（公法）；《说恕》（道德）。

1901年农历十一月月课题：《拟中国地方自治之制》（宪法）；《论绅权之关系》（行政）；《论监禁罪犯当有以救之》（法律）；《欲以孔子之说组织一祖先教试条其大义》（哲学）；《论小学校当注重理科》（教育）；

1902年农历三月月课题：宪法：《宪法精理著人民权利十三条，以我国现行法制比较其违合之度》；行政：《<新民丛报>公民自治篇举广东人自治之成绩，各依其例以所居本省之事证之》；法律：《论立法司法两权分立之理》；外交：《论国际公法之性质可以国家学中之民约论证明之》；理财：《论改定盐法及抵制洋盐进口之策》；哲学：《斯宾塞尔言谬误事中自有真理试以所知之事证明之》；教育：《普之胜法毛奇将军归其功于小学校教育试论其理》。

1901年12月，李叔同按照蔡元培所出《论强国对弱国不守公法之关系》课题，作同名论文，言曰：“断无弱小之国，可以赖公法以图存者。即有之，虽图存于一时，而终不能自立。其不为强有力之侵灭者，未之有也。故世界有公法，惟强有力者，得享其权利。于是强国对弱国，往往有不守公法之事出焉。论者惑之。莫不咎公法之不足恃而与强弱平等之理相背戾”（图17），呼唤弱国若要生存，惟有发自强自立之声。

我们从这些日课、月课的课题中，可对李叔同们当时的学习情况窥得一斑，亦对蔡元培力倡西学、传播文明、融合中西以及关注当下的教学思想了解大概。

为了广学新知，蔡元培倡导学生多多阅读宣扬西方先进文化思想之书籍，但当时西书价格甚贵，而日本在明治维新后，吸收了大量外国的新思想、新文化，并翻译了大批西方资产阶级政治学说和科学技术之书籍，且书价大都低廉，故若能通晓日文，通过日译之西书，就可遍读世界新书。所以，在蔡元培的影响下，李叔同等特班的学生们除了学习英文，还跟着老师也学起了日文，直至不仅能看能读、而且还能翻译日文书籍，蔡元培在1901年11月11日和1902年4月28日的日记中先后有“和文汉读法”课程、“全班学生始学和文汉读法”的记录。而李叔同于1903年所译日人所著之介绍国际法公权与私权的《法学门径书》（玉川次致著）和《国际私法》（太田政弘、加藤正雄、石井谨吾等合著），即当时学习之成果。除学习外，蔡元培还为特班学生制定了“游息规则”，张弛有度，规定抛球、竞走等活动在操场上进行，若逢雨天，活动则改在饭厅、走廊等处散步，学生出入饭厅、操场皆当整齐，不可争先乱走，同学间不可争吵等等，纪律严明；关于执教南洋公学特班，蔡元培在其《我在教育界的经验》中还自述道：“我三十五岁（即1901年）任南洋公学特班教习。那时候南洋公学还止有小学中学的学生；因沈子培（曾植）监督之提议，招特班生四十人，都是擅长古文的；拟授以外国语及经世之学，备将来经济特科之选。我充教授，而江西赵仲宣君，浙江王星垣君相继为学监。学生自由读书，写日记，送我批改。学生除在中学插班习英文外，有愿习日本文的；我不能说日语，但能看书，即用我的看书法教他们，他们就试译书。每月课文一次，也由我评改。四十人中以邵闻泰（今名力子）、洪允祥、王世徵、胡仁源、殷祖同、谢澄（今名无量）、李叔同（今出家号弘一）、黄炎培、项骧、贝寿同诸君为高材生”,当时出任特班英文教习的是吴纯之和冯玉帆，算学教习陆之平，前后两任监督分别是赵从藩和王舟瑶。蔡元培在1901年旧历十二月二十九日的日记中记录了当时特班中35名学生的名单，他们是：王世徵、胡仁源、王世谦、洪允祥、邵闻泰、刘伯渊、黄大钧、穆湘瑶、贝寿同、黄炎培、陈锡民、殷崇亮、李广平、谢澄、项骧、钟枚、林祖同、田漮、钟观诰、范况、储桂山、徐敬熙、魏斯灵、陆征瑞、吴宝地、周光庭、张承樾、朱履和、唐忠行、潘钰、钱诗桢、郭弼、程志姚、林松生、文光；日记中还记下了每位学生的月课成绩，李叔同（李广平）开学第一个月的月课成绩是95分，列王世徵、胡仁源之后，位居第三名，故蔡元培对李叔同有“高材生”之评价。1902年夏，为纪念特班开办周年，特班学生曾与老师一起合影留念，蔡元培在《记三十六年以前之南洋公学特班》一文中有记：“民元前十年之夏，曾摄影一次，胡君仁源为之记，其文曰：壬寅夏，为我同人入学一周年之期，休假前数日，共摄影于上院前廊之下，与其列者二十有六人，中立者蔡先生鹤卿，王先生枚伯，其后则李君叔同”，从所描述拍照时李叔同紧挨蔡师而站之位置来分析，蔡元培和李叔同师生间彼此关系应该走得很近。南洋公学注重外语学习，在特班期间，李叔同除了学习英语和日文外，还在蔡元培的带领下一起向马相伯学习拉丁文。笔者曾在1932年5月24日《申报》上看到过一则马相伯语录——《蔡孑民读拉丁文》，其中就言及南洋公学时蔡元培们学习拉丁文的故事：“那时蔡孑民、张菊生、汪康年三人都硬要读拉丁，我劝他们单读英文、法文，比较实用些。他们都不肯。说是拉丁是西洋文字之源，不可不读。于是不得不依了他们。后来教他们读罗马谢雪庐Cicero的文集，蔡、张、汪辈青年求学的热诚真可佩！吾还记得蔡孑民在徐家汇南洋公学教书，吾住在土山湾前面的楼房里，孑民每晨必从南洋公学步行而来，约摸有四五里路，从吾读拉丁，有时竟在五点钟的时候，天还没有亮，孑民已在外边低声喊叫：‘相伯！相伯！’吾很希奇，老清早已有人来看吾，吾就开窗下望，原来，就是蔡孑民，吾急忙摇着手，对他说：‘太早了，太早了。八、九点钟再来吧！’ 蔡孑民这好孩子不得不败兴而去”有感于蔡元培的好学，马相伯又建议蔡在南洋公学中物色一些比较优秀的青年学生一起来学，于是蔡元培带着特班的胡敦复、贝寿同、李叔同、黄炎培、邵力子等24个学生跟马相伯学起了拉丁文。当时马相伯所住的土山湾天主教堂，住着一些法国神职人员，当他们听说这些中国学生居然也要学拉丁文，便嗤之以鼻，不以为然，断言不可能学会。但通过马相伯认真地教导和学生们刻苦地学习，四个月后，特班的这些学生居然个个不仅能写，而且能读，虽然有些发音还不甚准确，但这已足以让那些法国神职人员佩服称赞了。

李叔同在南洋公学期间，受老师蔡元培的影响，还致力于国语的推广。蔡元培曾教导特班学子：今后学人，领导社会，开发群众，须长于言语，而方言非一般人通晓，应习国语。故特班学子遵照老师的叮嘱，课外自办国语学习小组，由李叔同充师施教。李叔同在南洋公学特班时的同窗好友黄炎培在1957年3月7日的上海《文汇报》上曾撰文《我也来谈谈李叔同先生》，记述道：“特班同学很多不能说普通话，大家喜爱叔同，因他生长北方，成立小组请他教普通话，我是其中的一人。他的风度一贯地很温和、很静穆”。李叔同对于国语普通话之推广，还不仅限于此，其时李叔同还撰写文章，就统一国语官话展开系统论述。指出，“英墟印度，俄吞波兰，佥以灭绝国语为首务”，若“邻毗之间，家各异言，室人告语，他人闻之，辄为瞠目”，则“既靡合群之力，无复爱国之想。澌灭之原，实基于是”，所以推广和学习国语官话乃“文明之进步系于是，国家之安危亦系于是。改良齐一，未可缓也”；文中写道：“我国数稔以还，负床之孙，乳臭未脱，辄能牙牙学西语，趋承彼族，伺其颦笑，极奴颜婢膝之丑态，及闻本国语言，反多瞠目不接者”，对此等重洋文，轻国语的现象提出了尖锐批评，并就国语的推广提出：“设官话学堂”“学堂设官话学科”，主张在幼儿启蒙阶段即推广学习国语，认为“年愈稚，习语言愈易”；并就教授之法拟就“设官话师范讲习所”“官话教科书当因地制宜”“教科书编辑法”“练习法”等一系列具体的实施意见，指出国语官音应“以北京官音为准，非指各地官音”，其灼见真知和远见卓识的超前意识，令人佩服。该文日后又以“我国各地交通不便，语言因以参差，今汽车汽船既未遍通，有何良策能使语言齐一欤”为题（图18），署名李惜霜，被刊登于清光绪三十一年（1905年）四月二十五日发行的上海《东方杂志》第二年第四期上，同期还刊登了李叔同的另一篇文章《学堂用经传宜于何时诵读，何法教授，始能获益》。李叔同在南洋公学就读期间，还曾以浙江嘉兴府平湖县监生李广平的身份，先后于1902年赴杭州参加浙江乡试和1903年赴河南开封参加顺天乡试，但均未中，这两次应试的相关原始资料，现在还保藏在上海交通大学和西安交通大学的历史档案中。

1902年10月，因南洋公学发生“墨水瓶事件”，李叔同结束了他在南洋公学一年多的学习生涯。墨水瓶事件，是我国学运史上第一次学潮运动，也是我国学生反封建反专制斗争的第一页。其起因是当时南洋公学思想保守的校教务长郭振瀛在准备给中院五班上课时，发现在他的坐椅上放着一只空墨水瓶，郭认为是学生在捉弄他胸无点墨，诘问无果后，在没经调查的情况下武断认定是无辜学生伍正钧所为。在郭的要求下，学校决定开除伍正钧和知情不告的五班学生，遂在校内引起学生众愤，学生们集体向校长汪凤藻提出抗议，但遭拒绝。17日，学校二百余学生，列队操场，集会抗议，在学校没有回应的情况下，学生们高呼：“祖国万岁！”整队离校退学，特班生亦牺牲其保举经济特科之资格随各班学生一同退学。1902年《新民丛报》第21号《余录》栏目中刊发了此次学潮运动学生代表、也是李叔同特班同学贝寿同等的公启《南洋公学学生出学始末汇记——退学详记》，记录始末，并公布了退学学生名单，其中头班13人，二班24人，三班16人，四班20人，五班23人，六班34人，政治班1人，李叔同所在的特班14人，总计145人。虽然我们在这份退学学生名单中没有看到李叔同的名字，但经此学潮，南洋公学便停办了特班和政治班，李叔同也结束了他在南洋公学的学习生涯。离开了南洋公学的李叔同又回到了城南草堂，与母亲妻儿聚首，遂又活跃于圣约翰大学和沪学会。1904年，李叔同加入沪学会，与黄炎培、穆藕初等先进办演讲会，兴文明游戏，书生意气，挥斥方遒。李叔同与诸同志见贫家子弟大多无力就读，当时虽亦有义务小学，但学额非常有限，难期普及，遂发悲悯之心，商量后决定在沪学会内附设义务小学、体育会和音乐会等，为贫寒子弟提供义务教育。1905年3月10日，李叔同母亲王太夫人不幸逝世，李叔同弃旧俗陈规，遵母训遗命，以节撙之资洋200百元，捐作义务小学办学之经费。3月15日招贫苦子弟学生60名，并不收一切书籍笔墨纸砚操衣等费；3月19日，义务小学举行开学典礼，20日正式开课，而主持该校校务者就是李叔同。办学期间，李叔同还自编沪学会乐歌研究科教本——《国学唱歌集初编》（图19），在当时被誉为“师范学校、中学校最善之教本”，开启风气，移风易俗；并开设书画、摄影、测绘等技能科，办数理、国文、英语、日文、音乐等补习会，广邀名流演说各种致富图强之要旨，倡新学新知，实践戏剧、音乐之新风，增进群众知识。在抵制美货的拒约运动中，李叔同亦积极响应。清光绪二十年（1894年），美国政府与清政府在华盛顿签订《限禁来美华工保护寓美华人条约》，又称华工条约，约期十年。光绪三十年（1904年）期满后，美国政府不仅不取消禁例，反而胁迫清政府签订了辱国损民的不平等续约，激起全国人民的愤怒，在上海商务总会会长曾铸的倡议下，全国各地纷纷成立拒约会，反对续约。5月29日，沪学会也召集上海学界代表一百多人，开会商讨对策，李叔同作为义务小学之代表，纠集爱国之同志，出席会议抵制美国华工禁约，商定抵制办法六条，并代表沪学会附属义务小学签名号召各学堂用品不再购买美货。6月4日，在沪学会五月份工作例会上，李叔同再次联合学界同人签名函告商界抵制美货。穆藕初在《藕初五十自述》中回想沪学会过往经历，为后人作考镜之资：“海上青年学子，愤国势之不振，学问之欠缺者，不乏其人，遂于甲辰夏有沪学会之组织。会内除定期集会，敦请名流演说各种致富图强之要旨……东城一隅，虽已设有义务小学便益贫民，但经费无多，学额有限，难期普及。故会内兼办义务小学，由李君叔同主持之”；沪上学者上海书画出版社王中秀老师知笔者正搜集证资，遂向笔者提供线索，告知百年前《时报》刊有李叔同与沪学会诸多消息之报道，笔者通过上海图书馆历史文献部，查阅到馆藏《时报》原件，借助这些原始资料我们对李叔同与沪学会有了更多的了解，现摘录部分与众分享：

1905年2月12日《时报》：沪学会之新年大会 初九日（即今日）下午二点钟，本埠南市董家渡沪学会举行新年大会，广请名士莅会演说，并闻初十日尚有文明游戏数种云。

1905年2月13日《时报》：沪学会之文明游戏 昨日南市董家渡沪学会举行新年大会，请马相伯先生演说，虽遇大雪，来客仍络绎不绝，闻今日无论晴雨，定于下午七点钟起举行文明游戏，来宾须携有该会入场券方可入内参观云。

1905年2月22日《时报》：沪学会广告

1905年3月9日《时报》：沪学会附属义务小学招考广告 本学校照半日学校办，广招学生六十名，分上、下半日为两班，每班三十名，专收贫苦子弟，凡年在十二岁以上十六岁以下者，皆可到本学校报名，考验合格者录取，惟报名时必须偕同家长或戚长到本学校作保证人，准于二月十四日（引者注：即3月19日）开学，束修不收。一切书籍笔墨纸砚操衣等，亦由学校发给，不取分文。欲知详细章程者，请到本学校索取。 南市董家渡天主教堂西沪学会附属义务小学校谨启

1905年3月13日《时报》：沪学会创设义务小学，沪学会创设于去岁夏间，沪上学界中人大半入会，会所在南市董家渡天主堂西曹家湾，今春就会中创设义务小学业已刊发章程，定于十四日开学，专收贫寒子弟，一律不收束修，摘录其简章如左……

1905年3月17日《时报》：沪学会特设测绘速成科 敦请童季通先生教授，每礼拜日下午三句钟至五句钟，本会已备罗盘、平面桌、铁链等仪器，并择校场广地为练习之所……

补习会 科目凡十科。甲地理，乙几何，丙代数，丁笔算，戊国语，己英文，庚日文，辛军乐，壬单音乐歌，癸复音乐歌……入沪学会诸君，无论习壹科或兼习十科，均不收费……补习会准于二月十五日开课，学者请先报名。

沪学会特别告白：本会会友李叔筒先生，热心教育，侪辈同钦。近遭其节母王太夫人之丧，叔筒君谨遵遗命，以诵经礼忏、超荐亲魂浪费金钱，最为社会恶俗，即以撙节之资，捐助本会及附属义务小学校经费洋二百元，本会拜领之余，实深钦佩，书此为学会同人告，并以志感。

1905年3月30日《时报》：愿学照相者鉴 本会敦请万希三先生教授照相法，每礼拜日下午一时至二时，半年毕业。

毛笔画补习科 本会敦请叶晴岚先生教授，每礼拜日下午五时至六时，会友愿学者不收学费。

1905年4月9日《时报》：沪学会广告 今日二点钟开三月份月会，敦请客员狄君、陈君、雷君到会演说，并由会长马湘伯君演说。四点钟后提议事件，务请会中同人早临为盼。再总理龚子英君有事往苏，所有开会报告等事，请李叔同君代理。

1905年5月27日《时报》：沪学会增设体育部广告 本会敦请钱孟材先生（成城毕业生）教授体操，以礼拜三、礼拜六晨七时至九时为期（前一时操演，后一时释义），一年卒业……

1905年5月29日《时报》：上海沪学会议定抵制美约实行办法 昨日下午五点钟南市董家渡沪学会邀集上海各学堂代表人，筹议学界上对付美国苛禁华工问题，到者约有百余人，议定办法六条，即日实行……。

1905年5月29日《中外日报》：25日下午沪学会邀集各学堂代表人筹议对付美国苛禁华工问题。

1905年6月5日《时报》：沪学会大会：昨日沪学会开五月份月会，二时开会，先唱祝自由神歌，次提议会中事件，次唱行路难古乐府，次由严又陵演说，大旨谓国民谊尚武，及感动政府速变法，委婉详审，娓娓动听。次由马相伯先生演说，痛陈白种人之欺凌华人，及华人藉白势以自害同胞，悲壮慷慨，声泪俱下，四座为之挥涕。末后提议英华宏成积聚银行，有华商某总理其事于力拒美约之策大有妨碍，当即有各学堂代表人商学会王行是、商会学堂吴公之、义务小学堂尤惜阴、沪学会龚子英、二十三七浦小学堂穆藕初、务本女塾吴畹九、人镜学社何剑华、沪学会附属义务小学堂李叔同、时习学堂吴隽季、文明小学堂董懋堂、利济学堂祁季英、普通小学堂祁季英、民立上海小学校赵子衢、广方言馆混邹清、民立南洋中学堂徐凤石、教育普及会私塾改良社沈戟仪、中英学社戈朋云、嘉定学会及南翔学会许稚梅、教育研究会袁观澜、工艺学堂吕小珊、宝山县学堂袁观澜、敬业学堂姚孟塤、民立上海中学堂龚子英、梅溪学堂徐跂洲、养正学堂姚孟埙、太仓普通学堂管封千、师范研究会闻冠丞、正谊学堂陆古君、速成师范讲习所项莲生、法文书馆苏汝钦，议定签名致公函于某，劝其不预闻此事云。至散会时已钟鸣五下矣。

1905年6月6日《时报》：李叔同氏之新著作《国学唱歌集初编》 沪学会乐歌研究科教本，李叔同编，区类为五，曰扬葩，曰翼骚，曰修诗，曰摛词，曰登崑，掳怀旧之蓄念，振大汉之天声，诚师范学校、中学校最善之教本。初编已出版，价洋二角五分。

可以说，在南洋公学蔡元培门下的这两年学习熏陶经历，不仅为李叔同储备了学识、智慧、经验和社交人脉，而且培养了李叔同拥有一种能够以开放的胸襟、创新的意识和理念去面对社会，以身体力行的实践去影响社会并主动地改变人生的能力；南洋公学特班，看似短短的两年，却是古今的兼容、中西的并蓄、多元的碰撞；两年的积淀，为李叔同日后在沪学会、留学日本以及后来的沪上办报、浙宁从教，乃至出家后的弘法教传，都打下了不浅的文化因缘根基。

在南洋公学的两年时间里，李叔同除了在学业上孜孜不倦，还忙于各种求字索画等笔墨应酬，从刊登在1901年11 月22日（清光绪二十七年十月二十二日）《春江花月报》“李漱筒重订书例之广告”的文字中可知其忙碌之一斑：“鄙人自入南洋公学以来，事务冗忙，日鲜暇晷，索件者有应接不暇之势。兹特重订润例，并一切限制如左：折扇名片，每件一元。楹联，均三元，大小同例。屏幅四尺以内，每条一元。凡寿屏，碑志诸大件均鲜暇不应。取件以七日为限。立索加润不应。索书之件并润资均托春江花月报馆代收。润不先付，概不加墨”此外，李叔同还在母校历史记忆上留下过他浓墨重彩的特殊笔痕，对此，今人知之甚少。在上海交通大学校史博物馆的资料中至今保存着一张“白毓崑烈士纪念碑”的旧照片，白毓崑（1868-1912），字雅雨，江苏南通人。1899年肄业于南洋公学师范班，1904年随蔡元培加入反清组织光复会，1905年又随光复会并入孙中山领导的同盟会，积极从事有组织的反清革命活动；1908年先后被聘于天津的北洋女子师范学校、北洋法政学堂，担任史地教员，是李大钊、李德全的老师。他一面教学，一面积极宣传革命思想，在天津组织成立“红十字会”、“共和会”等革命团体。1911年12月31日，白毓崑为响应辛亥革命，亲赴河北滦州（今滦县）组织起义，成立北方革命政府，任参谋长。1912年1月5日，起义失败，白毓崑不幸被俘，7日，英勇就义于通州古冶。1912年2月10日，南洋公学同学会假西门外幼稚所为白毓崑举行追悼会，出席者百余人，沪军都督陈其美献送挽联，南洋公学同学会会长傅纬平主持纪念会，吴稚晖在会上作演说，其盛况1912年2月11日之《时报》上有记。1912年9月，民国政府追授白毓崑为陆军上将衔；同年秋，白毓崑灵柩从滦州移葬于家乡南通狼山时，途经沪上，蔡元培与黄兴、陈其美、钮永键、吴稚晖等42人联名发起举行追悼烈士大会，并刊登通告云：“安庆起义熊烈士成基、滦州起义白烈士雅雨之灵榇，次第经过沪上，同人等共表哀敬，谨择于九月初八日在张园开追悼大会，兼悼首倡暗杀殉身彰德之王烈士汉，萍醴被逮狱中殉难之刘烈士敬庵。诸公如有祭文、诔歌、挽联、幛轴、花圈等，或合送，或分送，请先期送至大马路同盟会机关部为荷” ，10月17日九月初八日，出席追悼会有三百余众，吴稚晖主持，王伯揆报告白毓崑烈士事迹，1912年9月5日和9日的《民立报》都有报道。

10月10日，南洋公学（当时已改名为上海高等工业专门学校）再为白毓崑烈士举行了追悼大会。为了纪念这位革命烈士、校友英烈，南洋公学上海同学会、北京同学会诸校友及在校师生共同捐资四百多元，于1913年夏，在校园内用意大利白花石建起一座高一丈二尺的白烈士雅雨纪念碑，而纪念碑上面的碑文就是由当时正在浙江省立第一师范学校任音美教师的李叔同所撰写的。可惜此碑于1937年被日军所毁，然经笔者考证，此碑碑身虽毁，但刻有李叔同所书《白烈士雅雨纪念碑赞文》的残碑尚在，虽遭风化，幸文字完整，现存上海交大徐汇校区内（详见笔者所撰《李叔同为辛亥烈士白毓崑所书铭文碑之发现与考证》）。

至于李叔同时期的南洋公学建筑旧影，在如今的上海交通大学徐汇校区内仍依稀可见一二，如建于清光绪二十五年（1899年）的“中院”和建于1918年的“老图书馆”等，都承载着南洋历史的斑驳痕迹，向世人诉说着百年变迁的曾经沧桑，现都被列入上海市优秀历史建筑名录。

而有关南洋公学的更多资料，笔者借助上海图书馆历史文献部所收藏的盛宣怀档案以及《南洋大学学生生活》《南洋》《交大三日刊》等清末民初诸种期刊，从中获得较为详细的原始信息数据，整理还原出李叔同时期之南洋公学旧况。20世纪初的南洋公学，主要建筑除了上院、师范院、中院、下院外，还有监院住宅和总理公馆各1所，教职员住宅3所，养息所和音乐亭各1座；在上院和中院的南面是学校的大操场，操场再往南是一所花园，校园内植树绿化，铺草地30余亩，学堂规模初具。李叔同就读的南洋公学特班，课堂教室和学生宿舍都被安排在当时刚落成的上院新大楼。上院，是南洋公学的大学部，由南洋公学监院、美国人福开森设计的，建成后在当时被称为上海最伟大的建筑之一，始建于清光绪二十四年（1898年），历时3年，于清光绪二十六年（1900年）落成（图20）。整个建筑平面呈“山”字形，为英式文艺复兴风格，系三层砖木结构楼房，屋面采用中国式的瓦盖顶，底层建有拱券式长外廊。建筑正立面长约66米，后有楼房3幢相接，每幢纵深约40米，总占地面积约2890平方米，建筑面积6500平方米，造价耗银达82908两。上院顶层中央耸立着一座四方形的钟楼，底楼中间是一个可以容纳800人的大礼堂和一座高高的讲台，1911年12月底孙中山赴南京就任临时大总统前夕，曾在此礼堂向师生作演讲。礼堂东侧有办公室、教务长室、庶务室、会计处、文案处、中文案处、典籍处和一间可以容纳四百多人用餐的食堂，食堂后面是厨房、沐浴室等；礼堂的西侧是学生会办事室、教室、医药室和诊病室等。二楼是学监室、阅报室、物理实验室、仪器室及大小教室十余间，大教室可容学生70人，小教室则为20人，另有物理大教室一间，能容150人。除了特班，我国教育史上第一个商务专科、第一个电机专科和铁路管理专科均诞生在上院。三楼是学生宿舍，共有大小宿舍52间，朝南的大宿舍，面对操场，每间可住八人，其他小房间每间可住二三人。由于学习和生活安排在同一楼，所以上院是李叔同和他的同学们学习、生活的主要场所。1957年3月7日，李叔同的同学黄炎培在《文汇报》上发表《我也来谈谈李叔同先生》一文，回忆那段历史：“叔同名广平，原籍浙江平湖，出生于天津盐商的富有家庭。同学时他刚二十一二岁。书、画、篆刻、诗歌、音乐都有过人的天资和素养。南洋特班宿舍有一人一室的，有两人一室的。他独居一室，四壁都是书画，同学们很乐意和他亲近”；蔡元培在1936年撰文《记三十六年以前之南洋公学特班》，记述特班往事，文中引特班同学彭清鹏所述：“开学以后，陆续报到者三十八人，均寄宿校中”。由此可以证明，李叔同在特班就读期间，是住校的，且住在上院三楼北面的小宿舍，李一人独住一间。1901年岁末，李叔同曾致信好友许幻园“云间谱兄大人经席：奉上素纸三叠，望察收。是序明正作好不迟，付印须二月时也。命书之件，略迟报命。前见示佳者，盥诵再四，哀艳之思，溢于毫素，佩甚佩甚!暇当掇拾数什，奉和大雅；但珠玉在前，而瓦砾恐瞠乎其后耳。雨雪霁时，知己倘有余晷，请到敝寓一叙。临颖依依，曷胜眷眷。即请。大安。 如小弟成蹊顿状”，从李叔同在信中邀请许幻园来舍一聚之说，亦可佐证李叔同在公学就读时并非住在城南草堂，而系住校。

1954年，上院建筑因屋架倾斜而成危楼后被拆除，遂在原址重建建筑，并增高至四楼，建筑面积亦扩大到9746平方米，这就是交大现在的“新上院”。

从现存清末校园区域图来看，当时整座校园北以乔敦路(即淮海西路)为界，南与虹桥路相依，西以哥伦比亚路（即番禺路）为邻，东与徐家汇路相傍，南洋公学的校门则坐落在校区之东，法华泾边的徐家汇路上，即相当于今天交大华山路校门的位置。从校史档案馆保存的老照片可以看出，当时学校的大门是一座具有中国传统特色的牌楼式建筑，门前有一座桥，与校园中央干道主轴线直接贯通，门前桥下的小河就是法华泾（图21）。但是有一点需要特别说明，当时南洋公学所在的徐家汇路与我们现在所说的徐家汇路并不是同一条路。在清末的上海滩其实有两条同名的徐家汇路，今人未必知道。1860年，太平军攻克苏南、浙北等地，继而攻打上海，租界当局借口保护侨民利益、抵御太平天国的进攻，与上海县共同订立了联合防御协定，在租界外越界修建马路，以方便军事通行。于是，英国人于1862年修建了一条从静安寺愚园路到徐家汇的马路，全长4320米，这条南北向的马路取名为“徐家汇路”；而就在英国人建筑徐家汇路的前一年，法国人在租界外也修筑了另一条全长8千米多的“┙”形马路，该马路的南北段是今天的西藏南路一部分至肇周路，东西段是沿肇嘉浜北岸的斜桥至徐家汇，而其中沿肇嘉浜北岸斜桥至徐家汇的这一段东西向路，当时也同样名之为“徐家汇路”。为示区别，人们便将法租界公董局所筑之徐家汇路称之为“法徐家汇路”，英租界工部局所筑之徐家汇路称为“英徐家汇路”，而南洋公学所在的徐家汇路，则是指 “英徐家汇路”。1906年，上海县士绅出资填没肇家浜之打浦桥以东的河道以筑路，其中由打浦桥至斜桥段填河筑路后与“法徐家汇路”连接，一并归入了“法徐家汇”路。自肇嘉浜东段遭填没以后，该河就成了一条死河臭浜。抗战时期，日军侵占上海，众多流离失所的穷苦贫民逃难至肇嘉浜两岸，搭棚落脚谋生，肇嘉浜两岸便成为旧上海有名的破烂不堪的棚户区。上海解放后，当时的陈毅市长十分关心肇嘉浜的改造，1954年，上海市人民政府决定完全填没肇嘉浜，辟筑肇嘉浜路，并将原来“法徐家汇路”打浦桥以西段并入肇嘉浜路，这样原来通达徐家汇的 “法徐家汇路”便一分为二成为肇嘉浜路和徐家汇路两条马路，而徐家汇路也就仅指东起制造局路，西至瑞金南路这一段，从此再也到不了徐家汇了，于是上海民间便有“徐家汇路不通徐家汇”的趣话，故此段徐家汇路与南洋公学所在的徐家汇路是两条同名不同路的道。而南洋公学校门所在的“英徐家汇路”，其路名一直延用到1921年。1914年第一次世界大战爆发后，英国远征军总司令道格拉斯·海格（Douglas Haig）出兵法国，在1916年至1917年的三次索姆河战役中，他率领的英军击溃了德军的主力，为了纪念海格做出的贡献，工部局于1922年将北起愚园路，南止贝当路（即今衡山路）段原 “英徐家汇路”正式更名为“海格路”（Avenue Haig），今天的静安宾馆旧称“海格公寓”，就是因路而得名。1943年，汪伪上海市政府接收租界后决定对租界内路名进行重新更名，取消原来的外国路名，统一使用中国路名，于是，海格路又改名为“华山路”，且一直保留沿用至今，此路现跨静安、徐汇、长宁三区。故南洋公学之徐家汇路，前后经历了英徐家汇路——海格路——华山路三易路名之历史。

一百多年来，何止路名有变，南洋公学校名亦屡有更替：南洋公学（1896年——1905年）、商业部高等实业学堂（1905年——1907年）、邮传部上海高等实业学堂（1907年——1911年）、南洋大学堂（1911年——1912年）、交通部上海工业专门学校（1912年——1921年）、交通大学上海学校（1921年——1922年）、交通部南洋大学（1922年——1927年）、交通部第一交通大学（1927年——1928年）、国立交通大学上海本部（1928年——1942年）、国立交通大学重庆总校（1942年——1946年）、国立交通大学（1946年——1949年）、交通大学（1949年——1957年）、交通大学西安部分（1957年——1959年）、西安交通大学（1959年——至今）、交通大学上海部分（1957年——1959年）、上海交通大学（1959年——至今）。如今，上海交大有徐汇、闵行、法华、七宝和卢湾5个校区。

经此梳理，我们可以清晰地表述李叔同1901年9月至1902年10月居住沪上的住址应该是徐家汇英徐家汇路南洋公学上院三楼特班宿舍；也就是当下的：徐汇区华山路1954号上海交通大学徐汇校区内新上院院址。

四、西门外宁康里

1911年3月，李叔同以优异的成绩完成在东京美术学校六年的本科学习。学成归国后的李叔同，先回天津，在好友严修的游说下，李叔同应天津直隶高等工业学堂校长邢端、教务长顾石臣之聘，受任直隶高等工业学堂教职，出任该校图画老师。在天津落实好教职，并在沪上觅妥居处后，李叔同再返日本，携日妻归来沪上，如其友姜丹书在《弘一律师小传》中所言：“留日归国时，携日姬，居沪”。李叔同安顿好他的日籍夫人后，便只身北上，赴任天津直隶高等工业学堂教职。直隶高工的前身是洋务运动时清政府创办于1903年的北洋工艺学堂，1904年改为直隶高等工业学堂，1912年改名直隶高等工业学校，1913年又改称直隶公立工业专门学校，是河北工业大学的前身。据1916年编印的《直隶公立工业专门学校同学录》记载，在该册第17页学校教员名录之图绘教员一栏中，有“李哀，字叔同，直隶天津县人，日本东美术学校毕业”条目，李叔同留学回国后的这半年时间就是在天津直隶高等工业学堂度过的。

李家天津的公馆寓所坐落在奥租界粮店后街62号，靠近老三岔河口，沿街而建，坐西朝东。前门是粮店后街，后门在粮店前街，是一座平面呈“田”字形的大宅院，由四套四合院组成，有正房、厢房、佛堂、过厅、游廊等大小房屋60余间，占地1400平方米。大门门楣上有极为精细的“百兽图”镂刻砖雕，迎面是刻砖影壁，在大四合院的居中位置营有小园林，名为“意园”。意园有东、西两屋，李叔同从日本留学回国后对西屋又作装修布置，称“洋书房”，是李叔同的书房；东屋称“中书房”是藏书室，藏有线装古版书5000余册。李叔同次子李端曾口述历史，回忆李家前尘旧事，王慰曾将其所述内容整理成《家事琐记》一文，李端是这样回忆洋书房和他的父亲李叔同的：“洋书房是一间刀把状的西屋，瓦顶上设有流水沟，朝东朝南有窗，窗为两层玻璃门一层纱门，屋里有中式木床和书橱，格局颇为讲究。据说当时天津的一些大家富户，都要有一点洋式的建筑，以示文明阔气”“洋书房里的布置，听说早年在墙上挂过先父在日本时画的油画，为一裸体日本女人，一时在亲友中传为奇事。屋中还摆过风琴或钢琴”“先父从日本留学回津以后，于课余之暇，经常在这间‘洋书房’里工作和接待贵宾。有一次我在前院玩，见父亲正送客人出门，我忙躲藏在门房里。客人走后，我问是谁，老家人张顺说是上海的许老爷，来了多次，还在‘洋书房’里住过。现在查阅资料，知道这位应是父亲的盟友许幻园，青龙桥‘城南草堂’的主人，在上海借房给我们住的名士。过去，都知道先父在上海的盟友袁希濂曾来过我家，对于许幻园的到过天津，是没有过记载的”。可见李叔同回国后在天津期间，许幻园、袁希濂都曾到过桐达李家造访过这位昔日的盟弟。因李叔同的日籍夫人尚独居沪上，故李叔同于1912年春，告别天津的发妻俞氏和两个儿子——9岁的李端和13岁的李准，由津南下申江，再次来到了上海，与日籍夫人团聚。到上海后的李叔同先在南市王家码头竹行弄杨白民创办的城东女学任教国文；后应聘于《太平洋报》，主编副刊《太平洋画报》；1912农历七月，李叔同又应浙江两级师范学校校长经亨颐之请，赴杭州担任该校图画和音乐教师；1915年再应南京高等师范学校校长江谦之聘，兼任该校图画音乐教师。累年奔波于上海、杭州、南京等地，唯周末、假期回上海与日籍夫人团聚。如李叔同的好友夏丏尊在纪念弘一大师诞辰六十周年时所撰文《弘一法师之出家》中言：“他有家眷在上海，平日每月回上海两次，年假暑假当然都回上海的”，此文刊登在民国三十年二月第20、21期合刊的《觉音》上；他的学生李鸿梁在《我的老师弘一法师李叔同》一文中也说：“法师差不多每星期六必去上海一趟，星期日下午返校，从来不请假。法师爱吃糖果和水果，每次从上海来，一定带点来”。那么，春秋八载，李叔同和他的日本夫人到底寓居沪上何处？此事鲜有人知，更乏记录。仔细查考，虽线索蛛丝迹微，但还是有迹可循的。

1942年弘一大师圆寂后，袁希濂撰《余与大师之关系》一文纪念弘一大师，发表在民国三十一年12月1日出版第78——80期《觉有情》合刊上，文中透露出李叔同留学归国后，携日本夫人客居沪上的一些信息：“民国元年，师应上海《太平洋报》之聘，主持笔政，赁一室于西门外之宁康里，安置眷属”。袁希濂是李叔同天涯五友的金兰契友，1904年袁希濂留学东京法政大学，李叔同则于1905年东渡日本，亦在上野的东京美术学校就读，期间，虽然都忙于学业不能时常聚首，但往来有之，彼此境况理当晓悉。且1911年李叔同回国，在上海安顿好日本夫人，暂居天津期间，袁希濂恰刚从东京法政大学毕业，也在天津，任法官职。其时，袁希濂屡到李叔同府上拜访，“星期常得聚首”，还“曾数次饭于其家”，彼此畅怀谈心，论往说今。李与袁既是至交，又有东京留学的共同经历，关于李叔同日本夫人诸话题，料当言之难避，故袁希濂之回忆，无疑是可信的，具有重要的文献价值。

那么，李叔同安置日籍夫人的宁康里在沪上何处呢？笔者翻阅了大量老上海资料，发现在浙江北路有一民国旧建，名曰“宁康里”。又在读谢菊曾《涵芬楼往事》时发现也有宁康里线索，其中《蒋竹庄的官兴》一章中有这样一段文字吸引了笔者的目光“武进蒋竹庄（维乔）清末与蔡孑民（元培）等共同创办爱国学社，附设爱国女学，担任教课，后来两人又同应商务印书馆创办人夏粹芳之招，进商务编译所编辑《最新初等小学国文教科书》……一九一六年初夏，他又‘挂冠’回到编译所。……当时蒋竹庄住在北浙江路宁康里，自己置有一辆破旧的铁轮东洋车，每天由‘车夫’拉着他上班下班”。有了目标，遂开始寻访，经过现场调查，在天目中路和海宁路之间的浙江北路段果然找到了宁康里。整个宁康里与华兴路东端、安庆路西端相邻，共有五条弄组成，每条弄的弄口拱门上方都有 “宁康里”题名，落款署名为曹福元，不知与吴县晚清进士曹福元是否为同一人? 据查曾于民国十三年12月出任第四届江苏洞庭西山旅沪同乡会会长的吴县夏春樵，其公馆也在宁康里，其时地址是北浙江路359号，故题此“宁康里”之曹福元很有可能就是吴县进士曹福元。从各弄拱门上的门牌号来看，宁康里包括现在的浙江北路372弄3-17号、382弄1-17号、392弄3-19号、402弄3-17号和412弄3-21号；从建筑结构上看，确是民国时期的石库门老房子，至于具体年代，居民们也说不上一个准数。 经笔者仔细观察,发现“宁康里”题名旁隐约还有“癸丑冬月”款，癸丑即1913年，在庆幸找到宁康里的同时，笔者随即又产生了两个疑问：一、从地图上看，浙江北路宁康里的位置在上海火车北站附近，与袁希濂所说的西门外，相差甚远；二、袁说1912年时李叔同已将日本夫人安顿在宁康里，而此处宁康里题款年号之“癸丑冬月”却是1913年，那么，此年号的时间是否就是宁康里建筑始建的时间呢？如果此宁康里系1913年所建，那么，可以断定此处建筑并非袁希濂所说之宁康里，李叔同居住的宁康里应该另有其所。事实究竟如何？经过多渠道反复调查，并在上海城建档案馆工作人员的帮助下，最后在该馆查到了此处宁康里建筑的原始建筑档案D（03-01）0019130250，从这些建筑的原始案卷记录中可以证明，浙江北路宁康里之建筑建于1913年，与袁希濂所说的李叔同民国元年入住宁康里之时间不吻，加上地理位置也不同，从而排除了浙江北路宁康里的误导。那么李叔同携日本夫人所居之宁康里到底在哪里呢？笔者再次对民国上海滩旧里老弄等历史资料进行收集梳理，并详细查阅了《上海地名志》，发现除了先前否定了的浙江北路宁康里以外，在旧上海还有其他三处宁康里，分别是：西华弄37弄宁康里、白渡路243弄宁康里和方斜支路35弄宁康里。为探究竟，笔者深入现场，一一走访调查。

西华弄37弄宁康里。西华弄现属黄浦区辖内，在地图上没有找到西华弄的标识，但在资料中查到，它应该在江阴街附近。拿着地图，边走边找，笔者终于在尚文路和学前街附近找到了被中华路和江阴街两路相夹而形成的一段不过六十来米长的西华弄。整个西华弄现有门牌号由北至南依次是1号——39号，但多半建筑已被拆，即便是还未拆的，也已是破败不堪，摇摇欲坠了，所幸西华弄37号宁康里门牌尚存，但只剩下几座石库门框和墙头长满蒿草的残墙。路两旁是外地来沪谋生者设的各种小摊，对于宁康里的历史他们当然是不会知道的。在与西华弄相邻的江阴街上找了一些老人询问西华弄宁康里旧事，皆无果，只能作罢。根据西华弄现实位置，结合清末上海地图，从方位上看，西华弄宁康里位于中华路之路南，而中华路是上海老城厢城墙拆后所建，中华路的走向就是当年城墙之走向，据此分析，西华弄大概是在老城厢大南门和小西门之间城外西南角的位置，与袁希濂所述西门外之宁康里不甚贴切。

白渡路243弄宁康里。从地图上看白渡路也在黄浦区，按图索骥找到了白渡路，发现已离东面黄浦江不远了。白渡路东端与中山南路相接，西与中华路相邻。沿着白渡路一路寻找，在小东门社区事务受理服务中心和小东门社区文化活动中心的对面找到了白渡路243弄。与西华弄一样，白渡路的旧城拆迁也已全面铺开，白渡路243弄及其左右建筑皆已拆除，仅剩沿路弄口的一堵残壁和快掉下的“白渡路243弄1-2号”一块门牌。从白渡路方位来看，很明显，白渡路243弄宁康里的位置已经在东门外了，与袁希濂所说的西门外相背道了。所以，白渡路之宁康里应被排除。

方斜支路35弄宁康里。方斜支路,其区域位置还是在黄浦区,地图上亦有明确标注，找起来不算困难，最关键的是它地处老西门外，这与袁希濂所说的“西门外宁康里”吻合一致了。

坐地铁十号线，在老西门站下车，出了站就是老城厢城西的位置。走过文庙,在文庙路仿古牌楼前，穿过中华路，就可以看到方斜支路的道路牌了。方斜支路整段路宽约8米，路也不长，也就百米左右吧，路东与中华路相交、过中华路与文庙路相接；而路西则与西藏南路相交，接方斜路，此路因由方斜路派生而出，故而得名方斜支路。方斜支路沿路皆为民宅，整条路的路牌号共有35号，由东向西按1-35号依次分布，而其中的35号标作35弄，因为35弄由五幢民国建筑共36户民宅组成，故门牌分别标记为方斜支路35弄1-36号。方斜支路35弄由南向北依次排列着五幢砖木结构的两层楼建筑，第一、二两幢是有前后天井的石库门房子 ，门牌号分别是方斜支路35弄33号-36号和25-32号，每个石库门内现在都居住着四五户居民；第三、四、五幢有后天井，但无石库门，各幢门牌号依次是方斜支路35弄17-24号、9-16号、1-8号；每幢建筑通面宽约28米，建筑进深约8米，前后天井进深约6米；五幢建筑南北向纵深在百米左右，现有建筑面积共约三千平方米。环顾四周，可以如此描述方斜支路35弄的具体方位：北靠方斜支路、南傍安澜路、东邻宁安路、西依西藏南路的南文大厦和老西门街道办事处所在的永惠大厦。与方斜支路35弄五幢建筑紧傍的宁安路是喧闹的菜市场，路两旁摆满了各式摊位，加上川行的人流，原本不宽的路更显得狭窄了；在方斜支路及附近的宁安路上采访了多位老年居民，包括访问了在方斜支路35弄居住了七十多年的几位老人，当告知意图后，皆得到热情地回应，都肯定了方斜支路35弄这五幢房子区块就是宁康里的说法。一蔡姓老人说，他父辈从小就住在这里，几代人在这里一住就是八十多年；今年82岁的朱林根老人也是在此住了半个世纪的老房东（图22），他说，自从住进这里起，他们就一直沿用着宁康里地名，现在虽然门牌号改作方斜支路35弄了，但大家还是习惯了用宁康里旧称，改不了口，所以，只要是50岁以上的中老年人，一说宁康里，几乎没有不知道的，但年轻人则知之不多了。朱老先生回忆道，民国时，宁康里西边是黄包车公司，边上还有一所学校——树人小学，不过都早已拆除了，20世纪40年代曾对宁康里建筑进行过一次修缮，但结构没有变，宁康里这五幢老房子都是有着百年历史的老宅子（图23）。

在查找宁康里资料时，笔者查阅了江苏藏书家陈克刚老先生提供的许多民国期刊，发现这方斜支路上的西门外宁康里与南社、同盟会、东方画会的历史都能扯上关系，且都与李叔同有交集。

1936年5月，蒋慎吾在《越风》第14期上发表《我所知道的柳亚子先生》一文，介绍柳亚子和同盟会，文中蒋慎吾转录了柳亚子的一封信：“讲起健行公学，倒是值得一提的事情。原来，1905年，日本政府对中国留学生实行取缔规则，一时留学生都愤而归国，在上海创办了中国公学。但中国公学的主持人，忽然有排斥江苏人的举动。于是一般江苏籍的归国留学生又在1906年春天，创办了健行公学。健行公学事务上的实际主持人，可说是朱少屏先生，而表面上的校长，却是姚子让先生（但实际上他是不来校中的）。此时高天梅先生是中国同盟会江苏分会的会长，他在健行公学教国文，就把这学校当作了革命的机关。我的加入同盟会，就在这个时候。健行公学在西门宁康里。我们在学校后面租了一所房子，名曰‘夏寓’，是贮藏秘密文件的地方，也曾秘密地召集过会议。后来有人主张，和学校地址太近，有一网打尽的危险，于是把‘夏寓’搬到八仙桥鼎吉里四号（引者注：即后来的淮海中路114弄，已在1993年淮海路改建时被拆）”；信中提到的健行公学，当时是同盟会江苏分会的主要活动场所，实为同盟会江苏分会的外围组织，也是东南地区的革命活动中心，学校以《黄帝魂》、《法国大革命史》、《荡虏丛书》等书为教材，宣扬进步思想，地点就在西门宁康里；可见同盟会的主要活动场所已从蔡元培、黄炎培时期的公共租界开始转向高天梅、柳亚子、朱少屏时期的宁康里老市区，更趋近平民化。而所谓的“夏寓”其实原是松江会员夏昕榘在沪养病的公寓。20世纪初，随着洋烟的进入，吸纸烟迅速在国人中兴起，当时知识界有识之士，认识到吸烟对于身体健康的危害，便开始在社会上呼吁戒烟禁烟，并成立各种劝烟会，1911年，由伍稚庸为会长、李平书为副会长的“劝戒纸烟会”成立，夏昕榘与朱少屏、张静江、朱葆三、张元济、尤惜阴等同盟会员一同加入劝烟会，并出任劝烟会宣讲员一职，1911年6月8日的《申报》上就此曾作报道。“夏寓”位于健行公学北面不远处，为避人耳目，遂标“夏寓”门額以掩护，实为同盟会江苏分会之秘密机关。其时，柳亚子经朱少屏和时任同盟会江苏分会会长高旭的共同介绍下加入了同盟会，又在蔡元培介绍下加入了光复会，在宁康里从事反清革命活动，编辑《复报》，并寄至日本付印，然后再寄回宁康里发行，提出光复中华，锋芒直指清廷，传播革命思潮，为辛亥革命做了许多重要的舆论准备；在1936年3月《逸经》文史半月刊上发表有柳亚子当时应陆丹林约稿而写的《我和言论界的因缘》，文中记录了在宁康里健行公学办《复报》，与同盟会机关报《民报》相呼应之事：“到1906年（清光绪三十二年），我脱离了自治学社，到上海健行公学教书，把学生自治会改做青年自治会，隐然是中国同盟会的预备军。一方面，把《复报》从钢笔板改成铅印，从周刊改成月刊，从单张改成单行本，在日本东京出版，居然成功了《民报》的小卫星呢。” 笔者在光绪三十二年三月初八（1906年4月1日）《申报》第一版上找到了当时健行公学刊登在报上的招生广告，意在通过“伦理、国文、体操、历史、地理、英文、算学、博物、理化、图画、法制经济、音乐”等学科的开设，培养学生达到“预备直进专门学校并养成中学教育之资格”之宗旨；学校地址署明设在“上海西门外宁康里小菜场对门”；朱少屏的儿子朱桐生在《南社新南社部分社员事略——朱少屏》中也记述了这一段历史：“少屏与高旭乃别创健行公学于西门小菜场宁康里，与高旭（天梅）、柳弃疾（亚子）、陈陶遗、沈砺（道非）、陈去病（佩忍）等皆任讲师”。《上海名街志》之《风云际会的历史舞台》一章中，记载1906年3月，中国同盟会江苏、上海两分会合并，高旭任会长，“机关设南市西门外唐家湾”夏寓，而按柳亚子的说法，夏寓就在西门外宁康里健行公学后面。

为进一步证实方斜支路宁康里就是“西门外宁康里”，笔者又根据宁康里后面有“小菜场”和“唐家湾”之信息，继续在方斜支路宁康里周围寻找相关线索，再求佐证。在随后的现场调查中，笔者在方斜支路宁康里附近之西北处找到了唐家湾路和唐家湾小区，并在与唐家湾路相邻的肇周路281弄10号采访到了民国时就居住在此的沈老先生，经沈老先生指点，又在唐家湾路和肇周路路口找到了唐家湾菜场。从沈老先生处得知，唐家湾以菜场闻名，该菜场已有百年历史了，菜场原来占地区域很大，一直延伸到方斜路附近，是民国时期沪上最大的知名老菜场了，1921年又在唐家湾菜场区域新建了一座室内菜场，这是上海历史上中国人自建的最早室内菜场。1999年和2005年政府先后对菜场进行全面改造，将唐家湾室内菜场建设成为标准化菜场，现改名为万有全唐家湾菜场。至此，证实方斜支路宁康里附近，当年确有“唐家湾”和“小菜场”。而李叔同南洋公学时的同学好友黄炎培就在与宁康里相距不远的西门外方斜路348号江苏省教育会任主事，不知其时有过交往否。

另外，在《上海美术志》第四编《美术机构与美术社团》上，在对我国第一个西洋画社团“东方画会”的介绍中，也提到了西门宁康里：东方画会“创立于1915年春。会址设于上海旧城西门宁康里。由乌始光、汪亚尘、陈抱一、沈泊尘、俞寄凡等发起。曾组织会员赴普陀山旅行写生，以及讨论如何发展中国西洋画问题等活动。会员二十余人，每月需交纳研究费。活动十余年，因中国画兴盛、会员出国留学或他去四散，遂自行解散”。汪亚尘在其《四十自述》中，回忆在西门宁康里创办东方画会：“民国四年春，陈抱一由日本归来，讲给日本人学洋画的方法，须用石膏模型，为练习初步。另外又组织一个研究所，定名叫作东方画会，地点在西门宁康里。起初征集会员，有二十余员，因为每月收纳研究费，石膏模型既少，研究的兴趣，便提不起，学员渐渐减少，办了半年，便收旗鼓”。

在资料查阅中，笔者还找到其他一些与西门外宁康里相关的信息线索：1907年，留日学生在东京成立中国国民卫生会，并于6月创办西医刊物《卫生世界》月刊，介绍世界各国公共卫生状况，对传播西医药知识起了较好的作用，共出5期，1907年10月停刊，该刊现藏上海中医药博物馆，而《卫生世界》的编辑发行所所址就设在西门外宁康里健行公学；还有1928年2月1日—3月6日，由警醒社发行、张元贤主编《樱桃》周刊；1928年8月27日—12月29日，吴常魁、张梦霞主编《美的常识》三日刊；1928年9月1日—11月30日，发行的三日刊《新常识》；1928年9月15日—9月26日，幸娥主编的《美的幸福》三日刊等，上述四种报刊的社址均设在小西门宁康里10号。而南社社员赵泽林也曾住宁康里，陈去病在《南社杂佩》中有记：赵泽林，字苕狂，浙江吴兴人，住上海西门外小菜场宁康里一百零八号。

从所获种种西门外宁康里之信息来看，实证了袁希濂所述，在西门外确有宁康里之事实。而方斜支路35弄宁康里与袁希濂所说的“西门外宁康里”之方位也契合不二。综合上述各项，在排除了浙江北路372弄3-17号、382弄1-17号、392弄3-19号、402弄3-17号、412弄3-21号之宁康里，白渡路243弄宁康里，西华弄37弄宁康里之后，证明方斜支路宁康里符合“西门外”、“唐家湾”、“小菜场”等诸条件，与袁希濂所述李叔同携日本夫人居住之宁康里相吻合。至此，可以确定，1911年李叔同从日本留学归国后，在沪上择西门外宁康里安居，这里也就成了李叔同与日籍夫人在沪上的第一个家，其具体位置就在现今的黄浦区方斜支路35弄老宅区域。

五、望平街黄字7号

1911年10月10日，武昌起义一声枪响，辛亥革命全面爆发，结束了中国长达两千年之久的君主专制制度。壮怀激烈的李叔同振臂而起，发出：“皎皎昆仑，山顶月，有人长啸。看囊底，宝刀如雪，恩仇多少。双手裂开鼹鼠胆，寸金铸出民权脑。算此生，不负是男儿，头颅好。 荆轲墓，咸阳道，聂政死，尸骸暴。尽大江东去，余情还绕。魂魄化成精卫鸟，血花溅作红心草。看从今，一担好山河，英雄造”欢呼革命胜利的铿锵之声，慷慨激昂，荡气回肠。民国肇始，中国文坛上一大批知识分子，他们倡导社会风气的匡正与革新，高举文学革命和民主主义的旗帜，以笔为枪，为推翻封建统治大声疾呼，掀起了一场颇具规模的思想文化解放运动，成为辛亥革命的重要组成部分，这支文化大军就是我国第一个革命文学社团——南社，他们与同盟会的武装斗争互成犄角，文武唱和，而当时的上海正是南社文人的集聚激扬之地，就是在这样一个时间节点上，李叔同从天津回到了辛亥革命中心的上海，他要与这个城市、这个时代的脉搏一起跳动。

来到上海后的李叔同，先是在朱少屏的介绍下于1912年2月11日加入南社（图24），入社编号211号，这一天恰好是南社社员们联合《克复学报》社、淮安学团，假西门外方斜路江苏教育总会，为周实丹、阮梦桃两位烈士开会追悼，柳亚子在会上作慷慨祭词《祭周、阮二烈士文》。3月13日，与柳亚子、朱少屏、姚光、黄宾虹、叶楚伧、曾延年等42人，参加在愚园举行的南社第六次雅集，也是民国成立后的首次雅集（图25）；后又于3月底加盟沪上新兴的主流媒体《太平洋报》。民国初，上海报馆大都为南社同人主持，如汪精卫、吕志伊、邵元冲主编《民国新闻》，宋教仁、于右任、邵力子创办《民立报》，戴季陶、李怀霜、陈布雷主笔《天铎报》，宁调元、柳亚子主编的《民声日报》，胡怀琛、胡朴安等主笔的《中华民报》，还有《太平洋报》、《民权报》、《神州日报》、《民呼日报》、《民吁日报》等等。成为南社一分子后的李叔同，应朱少屏之邀加入了由南社社员主编的《太平洋报》，与柳亚子、姚雨平、朱少屏、叶楚伧、苏曼殊、胡朴安、胡寄尘、陈无我等南社社员同事报业。柳亚子在《南社纪略》中叙述道：“叶楚伧办起《太平洋报》来了，于是，我从《民声》出来，跳进了《太平洋》。《太平洋》的局面是热闹的，大家都是熟人，并且差不多都是南社的社员，不是的，也都拉进来了。那时候，可称为南社的全盛时代”。《太平洋报》于1912年4月1日由沪军都督陈其美创刊于上海，每日出对开三大张，并每期以近半版的篇幅刊载英文新闻。该报的全部印刷设备，都来自光复前同盟会在公共租界马霍路（今黄陂北路）办的一个秘密印刷所，是由当时担任沪军都督的陈其美拨给的，报馆的日常经费开支也皆由陈其美提供。出任该报社长的是姚雨平，时任粤军北伐军总司令；主笔之一的柳亚子，是总统府秘书，南社盟主；总主笔叶楚伧，是李叔同南洋公学之校友，北伐军之参谋；经理朱少屏，是孙中山的总统秘书，也是李叔同的旧友，李叔同曾在1905年10月17日给杨白民的信函中“附呈一函，乞便交少屏朱先生”，可知李叔同和朱少屏的交谊亦甚早。《太平洋报》以“唤起国人对于太平洋之自觉心，谋吾国在太平洋卓越位置之巩固”为宗旨，其言论倾向鼓吹和宣传资产阶级民主政治，反对袁世凯复辟帝制的封建专权,反对封建军阀，是民初影响较大的报纸之一，李叔同被聘为该报主笔后，负责《太平洋报》之广告和文艺副刊，并主编《太平洋画报》。该报出版半年后，因经费困难，于同年10月18日停刊，因该报陈英士、姚雨平、叶楚伧、朱少屏、柳亚子、胡朴安等既是南社社员，又是孙中山创办的同盟会之会员骨干，故《太平洋报》一直被认为是同盟会在沪上创办的第一家大型日报。观1912年3月各期《申报》上刊出的李叔同为《太平洋报》设计的宣传广告，可知当时的《太平洋报》共分七大版块：（一）商榷政治策略；（二）代表国民外交；（三）造成正确舆论；（四）研究国防计划；（五）拥护侨众权利；（六）促进海外发展；（七）输入世界知识；并下设十五个栏目：1.社说；2.专件；3.译件；4.国外专电；5.国内专电；6.译电；7.世界要闻；8.各省要闻；9.本埠要闻；10.时事评；11.小说；12.文苑；13.杂记；14.插画；15.英文论纪。该报的“英文论记”和“美术广告”是有别于他报的两大创新。与李叔同一起共事于《太平洋报》的报社同人孤芳在弘一大师圆寂后，写有《忆弘一法师》一文，回忆前尘往事：

“法师与我相熟，而且在三十一年以前，在频繁 《太平洋报》共事颇久……他擅长的艺术当中，除了音乐之外，还有书法、花鸟画和篆刻。《太平洋报》的报头，是他的手笔。报上的广告文字与图案，大半也是他写的和画的。他关于广告的设计，很有研究，在那时候中国报纸的广告除了文字之外，没有图案的、只有《太平洋报》的广告有文字，有图案，都是法师一人所经营的，而且他设计的广告，文字和图案，都很简单明显，很容易引起阅者的注意，但是他没有一点市侩气，这是法师的平日读书养气工夫很深的缘故。他除了编辑广告之外，还编一种《太平洋画报》，附在《太平洋报》内，赠送读者……他有时穿长袍马褂，身段很长，面貌很清癯，嘴上是八字的胡须。”

胡朴安在1943年撰文《我与弘一大师》，追述道：“朴安与弘一大师不仅同社而已，民国元年与大师同事于《太平洋报》。大师俗姓李，号叔同，精书画，擅刻印，朝夕相处，常觉其言论有飘飘出尘之致”。李叔同在《太平洋报》担任该报文艺、广告栏目及《太平洋画报》主编时的设计风格，我们可以从上海图书馆馆藏《太平洋报》中窥斑见豹。李叔同的设计一改往日旧式广告呆板沉闷之套路，在形式和内容上皆有大突破，广告中穿插绘事，施以趣味，图文并茂，清新醒目，给读者耳目一新之感，可谓开近代报刊广告艺术创新之先风。浓郁的金石气息，清新简雅的线条，生动形象的图案，意趣盎然的韵味，类此种种，鹤立夺目于沪上报界，脱颖而出。如李叔同在太平洋报上得意自言：“本报发行以来，颇承海内外欢迎，广告一栏，尤为大雅所推许，故本埠嘱登广告者，日必数十起，呈报界未曾有之盛况”。1912年4月间，李叔同曾将其在报上所作之广告汇编成《太平洋广告集》，而为广告集作序的正是1928年冬与弘一大师、谢国梁一起由沪启程去泰国弘法，为弘一大师半途改变赴泰初衷，开启留住厦门缘起因缘的那个尤惜阴，后来的演本法师。而据《演本大师事略》所记，1903年李叔同离开南洋公学后，曾与尤惜阴共事上海圣约翰大学国文教师，可见彼此交往甚早。尤惜阴为集作序，序中赞称李叔同：“抱卓绝之道艺振兴国内天产之宏愿，插足广告场中，撰种种新式广告，独得人造之妙用，曲达事物之情状，汇而成册，贡诸社会，缩造化巧妙于寸素之中，促人事进化于革新”，宣扬李氏新式广告教化之功。

在编辑广告的同时，李叔同还担任附刊《太平洋画报》的主编，画报随《太平洋报》发行，不定期，或隔三差五出一期，或连天出版，用连史纸印刷，都是免费赠送读者。画报的编辑和版面设计非常别致，体现了李叔同艺术创新的一贯风格，其版式据内容不同而随机应变，并不类同，或立轴、或册页、或对联，颇具新意。李叔同珍藏的《魏王僧墓志》碑帖（图26）、苏曼殊之《汾堤吊梦图》以及李叔同自己创作的书法和花鸟画等作品，都曾刊其上。说到苏曼殊为叶楚伧所作之《汾堤吊梦图》，其实还得益于李叔同之助缘，据柳亚子《苏曼殊研究》中所记，那幅画是在太平洋报社三楼李叔同的宿舍里完成的，其缘起倒也有趣，不妨一提：“有一天楚伧不知如何趁息霜不在报社时，把曼殊骗到此房间内，关了门画成此画。但未必是完全硬骗，盖楚伧索曼殊画，曼殊恒以无静室及画具为辞，楚伧引彼至此房间内，一切都完备，且言，如嫌外人闯入，可以关门，于是曼殊无所藉口，不能不画了”，文中所述息霜即李叔同；此事叶楚伧自己也有诗“池上人寻午梦，画中月罨孤坟。难得和尚谢客，坐残一个黄昏”及诗序：“余访午梦堂旧址后，归抵海上，曼殊适自日本来。余于《太平洋报》楼上，供养糖果，扃置一室，乃为余画《汾堤吊梦图》。及今展观，无异玮宝”，事后，李叔同遂将此画刊于报端，同期刊出的还有李叔同自己创作的一幅以隶书笔意写成的英文《莎士比亚墓志》，时人称此两件艺术品为“双绝”。

而李叔同主编之《太平洋报》文艺专栏，更成为南社社员发表作品的重要园地，苏曼殊之小说《断鸿零雁记》也于5月12日至8月7日在该报上连载，李叔同还请朽道人陈师曾为曼殊小说配图插画，添得许多雅致。时逢陈师曾来沪，李叔同便在《太平洋报》上作专门报道，并刊出陈衡恪大幅半身照，大肆宣传。李叔同也在该栏目上刊发自己的诗词作品《咏菊》、《题丁慕琴绘黛玉葬花图》、《赠黄二南君》以及《李叔同书例》、《李庐诗钟自序》和艺术论著《西洋画法》、《广告丛谈》等，开辟的《文艺集》、《文艺消息》、《文艺批评》、《文艺百话》等栏目，皆精彩纷呈（图27）；《广告丛谭》、《西洋画法》等新识新知更开艺术启蒙之先河；新新舞台黄喃喃的新剧演出，以及李叔同在日留学时东京美术学校西洋画老师黑田清辉、东京音乐学校音乐老师上真行和日本美术团体白马会、赤瓮会等艺界动态消息亦屡被李叔同撰之于报端，介绍宣扬。许多人就是通过《太平洋报》认知了新文艺，也认知了李叔同的才情风华。丰子恺在《我的漫画》中回忆：“我小时候，《太平洋报》上发表陈师曾的小幅简笔画《落日放船好》、《独树老夫家》等，寥寥数笔，余趣无穷，给我很深的印象，我认为这真是中国漫画的始源。”；叶圣陶在《两法师》中写道：“我最初知道他在民国初年，那里上海有一种《太平洋报》，其艺术副刊由李先生主编，我对于所载他的书画篆刻都中意”；姜丹书《记弘一上人》云：“太平洋报，在当时为报界后起之秀，以上人主持笔政故，形式崭新，尤重文艺，而上人书法之妙，亦赫然昭示于天下。余与上人，初为文字交，先即以报章文艺相往返，继为南社同文”；陈无我在《话旧》中回忆：“不久，武昌起义，共和肇建。民元春夏间，陈英士先生等办《太平洋报》，主编叶楚伧，总理朱少屏，我也滥竽在编辑部内。那《太平洋报》特辟文艺一门，用连史纸石印单张，随报附送，那主编文艺的，原来就是李叔同先生”。在主笔《太平洋报》的同时，李叔同还和南社诸友创办了《文美会》，1912年4月1日《太平洋报》之《文艺消息》上刊有一则新闻：“叶楚伧、柳亚庐、朱少屏、曾孝谷、李叔同诸氏，同发起文美会，以研究文学、美术为目的，凡品学两优，得会员介绍者，即可入会。每月雅集一次，展览会员自作之文学、美术品，传观《文美》杂志，联句，名家演讲，当筵挥毫，展览品拈阄交换等，事务所设在太平洋报社楼上编辑部内”，5月中旬文美会召开第一次雅集，李叔同、柳亚子、黄宾虹、曾延年、叶楚伧、朱少屏、李瑞清、陈师曾、吴昌硕等二十多人参加。4月22日，在李叔同的介绍下，昔日留日同窗好友曾孝谷亦加入南社。其时，李叔同还为南社通讯录之第三次修订本的出版，设计图案并题字。5月，李叔同又与高燮、高旭、姚光、叶楚伧、胡朴安、柳亚子、姚锡钧等南社诸友，以“扶持国故，交换旧闻”为宗旨，“讨论学术，发明文艺”为内容，发起组织《国学商兑会》，并于6月30日在金山张堰正式成立。

在《太平洋报》启蒙文艺的同时，李叔同还常在望平街另一家由李怀霜、陈布雷主笔的《天铎报》上发表《诛卖国贼》《闻济南兵变慨言》《赵尔巽如何》等时论文章，发出：“国危矣！昏聩胡涂之政府无望矣！然民国者，吾民之国也。吾民既为国之主人，当急起而自为之”铿锵新声，呼唤进步，鼓吹革命。1912年五月，李叔同曾为当时倡兴新剧、后来的故宫青瓷专家陈万里撰有四字横幅一页——“鼓吹文明”，此可谓其时李叔同沪上生活的真实写照。

关于《太平洋报》报社之详细地址，笔者通过查阅上海图书馆收藏的该报原件，发现在报头上只注明“总发行上海望平街”，再查阅各期，均未发现该报具体的门牌号，倒是在报头位置标有当时报社的电话号码：2769。为了找到报社的准确位置，笔者查阅了众多其他辅助资料，后在1912年3月的《申报》上找到当时《太平洋报》刊登的出版通告。为宣传即将出版的《太平洋报》，《太平洋报》社在3月8日——14日、17日、25日、27日、31日等期《申报》头版上连续刊出《太平洋报》出版的通告和再告，大肆宣传，详细介绍《太平洋报》的特色、优势和各版主要栏目，以及代理广告和报业销售和订阅等事项，并注明总发行所地址设在望平街上，又在4月1日首发当天及次日的2日在《申报》上刊发“太平洋报已出版”的广告；笔者对各期通告内容一一仔细比对后发现，除了10日—14日广告中未注明社址外，在3月8日和9日的文告上明确社址“本报设在上海山东路即望平街黄字七号”（图28），17日和25日注明“总发行所设在上海望平街”，27日《申报》头版又刊出了李叔同为《太平洋报》设计的“《太平洋报》四月一日出版”广告专栏，除了介绍《太平洋报》具有“英文论记，美术广告”二大特色外，还注明订阅及函购报纸的联系地址“上海望平街黄7号”。另据笔者查阅《时报》所得，在1912年3月7日、10日、13日、17日、19日、27日、31日各期的《时报》头版显著位置，都刊登了《太平洋报》出版通告，其联系一栏，清楚写着：“本报设在上海山东路即望平街黄字七号”“上海望平街七号”，故《太平洋报》社的准确地址由此明确。

其时，李叔同全身心地投入于繁忙的报业工作，以文艺的手段鼓吹民主革命新思想，致力于新知、新艺之宣扬传播。为方便工作，李叔同以报馆为家，所以就住在山东路望平街黄字7号《太平洋报》报馆三楼他的宿舍，而并非住在他西门外宁康里的寓所。与李叔同共事《太平洋报》的同人有相关回忆述陈，可证其实。柳亚子《苏曼殊研究》：“《太平洋报》社的广告主任是李息霜，住报社三楼，有一房间，布置甚精，息霜善画，画具都完备”；李叔同的报社同人陈无我在《话旧》中述道：“与李叔同闻声相思多年的我，这才和他有缘识面，可是李先生的性格与众不同，他喜欢离群索居，他独自住在报馆三层楼上一间小室里，睡觉看书编稿子都在这里面，每天除了吃饭下楼之外，简直碰不到他的影子。我偶尔有事上三层楼去，经过他的房间，那门总是关的。有一天难得发生例外，那门是虚掩着，我向内探窥，见李先生伏在案上，运笔如飞，我不敢惊动，只好过门不入”；主笔《太平洋报》的一帮文人，闲暇之余，皆喜豪酒不羁，柳亚子在《我和言论界的因缘》中言，我“在太平洋专编文艺，替冯春航捧场，一面和曼殊、楚伧大吃其花酒，曼殊常叫的倌人是花雪南，楚伧是杨兰春，我却是张娟娟”；孤芳《忆弘一法师》：“报馆里一班编辑，也都是南社社友。他们在编辑完了时，多向歌场酒肆征逐，或使酒骂座，或题诗品伎，不脱东林复社公子哥儿的习气。苏曼殊以一个日本和尚——曼殊好着和尚装，也厕身其中，酒肉厮混，独弘一法师孤高自持，绝不溷入，灵机早露，在那时，或已看空色相了”；杨仲璿在1943年第三期《潮声》上发表有《一代高僧弘一大师的生平及其功业》，文中写道“民元陈英士等创办太平洋报，辟文艺副刊一门，由大师主编。他独自住在报馆的三层楼一间小屋里，睡觉、看书、写稿都在里面”。似此种种记忆，足以证明1912年主笔《太平洋报》时之李叔同，屡居望平街黄字7号《太平洋报》报馆三楼小屋之事实，并非与安居在西门外宁康里的日本夫人住在一起。

其时的李叔同专注办报，不入俗流，这除了他凡事认真之性格使然外，也与他当时因家族钱庄倒闭，百万家财，倏忽荡然散尽，急需挣钱负担天津、上海两地不小家用开支之诘据生活环境不无关系。我们查阅当时李叔同主笔的《太平洋报》，在报上屡见刊登有《李叔同书例》的润笔广告：名刺一元，扇子一元，三四尺联二元，五尺以上联三元，横竖幅与联例同，三四尺屏四幅三元，五尺以上屏四幅六元，四幅以上者照加，余件另议，先润后墨。件交太平洋报馆广告部；在1913年他与好友许幻园的信函言辞中，亦直言“承惠金至感。写件本当报命，奈弟近来大窘困，凡有写件，拟一律取润，乞转前途为幸”，从中我们可以直接感受到李叔同在那个阶段经济上的窘况，只能以润笔补贴家用之不足。

望平街在黄浦区，望平街的前身要追溯到19世纪50年代末。1844年英国人在租界内建起上海开埠后第一所西医医院——仁济医院，随后又在仁济医院建筑马路，名为庙街，其中南段俗称麦家圈，因1845年英国基督教传教士麦都思在此购地开设墨海书馆，并建造了家属住宅，故统称麦家圈；北段俗称望平街，是一条碎石铺面的小街，1865年英租界工部局将其改称为山东路，但望平街之名却一直被民间延续并用着。百年前的望平街，在四马路（福州路）北侧与英大马路（南京路）南侧之间，与九江路（二马路）、汉口路（三马路）相交，横穿今日之福州路和南京东路，不过现在的地图上早已找不到这条望平街了，因它已更名为山东中路。按现在的地标，原来山东路望平街的地理位置应位于现在黄浦区福州路以北、南京东路以南之山东中路之一段；望平街不长，不过二百来米，与附近繁华的南京路商业街、福州路文化街相比，这里显然要清静了许多。可就是这条现在看起来不甚起眼的小马路，百年前，这里可是名闻沪上的报馆街。辛亥革命时期，上海是革命派和孙中山同盟会会员们进行活动及发动起义的重要基地，也是传播和宣传民主思想的主要阵地，而望平街当时地处英租界，得益于租界的特殊政治荫庇，使得清政府对新思想的打压有了一个缓冲区，于是报人们纷纷聚集于以望平街为中心的十字形区域里，山东路、福州路、汉口路、九江路一带大小报馆毗连，诸多新媒体在这里应运而生。从20世纪初起，除李叔同的《太平洋报》外，《申报》、《新闻报》、《时报》、《天铎报》、《民呼日报》、《民吁日报》、《民立报》、《民强报》、《中华民报》、《时事新报》、《大共和日报》、《民国新闻》、《神州日报》、《晶报》、《回民日报》《民声日报》、《上海画报》等大小数十家报馆先后在望平街附近择址设馆，鳞次栉比。望平街“自晨至夕，皆为之拥挤不堪”、“攒首万人”，成为上海滩最热闹的新闻集散地和信息传播中心，《太平洋报》也不例外，林立在这洋洋报馆群中。曾活跃于望平街的著名报人、李叔同在浙一师时的学生曹聚仁在《望平街的故事》中回忆：“望平街这条短短的街道，整天都活跃着，四更向尽，东方未明，街头人影幢幢，都是贩报的人，男女老幼，不下数千人。一到《申》《新》两报出版，那简直是一股洪流，掠过了望平街，向几条马路流去，此情此景，都在眼前。我们就从这条马路的脉搏，体会得朝野中外的动态呢！”近人叶仲钧在《上海鳞爪竹枝词》中如此描绘热闹的报馆街：“集中消息望平街，报馆东西栉比排。近有几家营别业，迁从他处另悬牌”。更有人将上海望平街之报业中心，与金融中心美国华尔街、政治中心英国唐宁街，并称为世界三大名街。一纸新闻十万兵，先进报纸和进步传媒在那个风起云涌的年代，启迪民智，开通风气，在政治、经济、文化、新旧思想的社会大变革进程中起着推波助澜的作用。作为那个时代的先行者，李叔同当然也不例外，在西风东渐的上海滩，他踩着时代的鼓点，和着社会的节拍，把握着岁月的脉搏，在短短的望平街上，留下了他长长的身影。只是《太平洋报》在经营了半年之后，最终迫于经费困难而停刊，悄然退出了望平街，以至于我们现在仅从掌握的“望平街黄字七号”这单一信息，很难确定《太平洋报》馆的7号门牌到底在望平街的哪个具体位置。不过，我们倒是可以通过与望平街7号相邻的一些知名老字号报馆的馆址，去分析和推断出《太平洋报》馆的馆址所在。

据史料记载，民国初期在望平街（今山东中路）与三马路（今汉口路）交汇的十字路口，上海滩的三家主要报馆都汇集于此：西之《申报》馆，东之《新闻报》馆，南之《时报》馆；《申报》是1872年4月30日由英国人美查创办于上海，是旧中国历史最长、影响最大的一份报纸，1909年为买办席子佩收购，1912年转让给史量才，随后将原有两层砖木结构老楼拆除重建，1918年10月，建筑面积3700平方米的五层钢筋混凝土报业大厦落成使用， 1949年5月28日，上海市委机关报《解放日报》创刊，此楼便成为《解放日报》社，笔者现场调查时看到，当年的《申报》馆建筑现在还依旧保存完好，只不过底楼已是一家新旺茶餐厅，因《申报》馆地处汉口路和望平街的转角处，故往日望平街158-159号的《申报》馆门牌号，已分别被现在的山东中路255号和汉口路309号取而代之，据茶餐厅老板说，不久餐厅也将搬出至对面的黄浦市民健身中心大厦。说到老上海的门牌号，其实并非如我们一般想象的那样都是统一由南到北、从东向西号数逐渐递增的，而是随租界管辖区域之不同，门牌号的编法也多有不同。比如法租界的编法是从南到北牌号逐渐由大到小，而英租界的编法则是由南向北牌号依次从小到大，《太平洋报》所在的望平街当时属英租界，按照门牌号南北向从小到大的编法来推算，《太平洋报》馆所在的望平街黄字7号，就应该在望平街158号《申报》馆再往南不远处吧。而《申报》馆往南最有名的报馆当属《时报》馆了。

《时报》创办于1904年6月12日，是戊戌变法后维新派在国内的第一份报纸，康有为的弟子狄葆贤任经理，梁启超参与策划，罗普和陈景韩出任主笔，内容多革新反清，体例均有创新特色。《时报》馆初址位于《申报》馆之南，在望平街与福州路的交叉路口，我们从《太平洋报》同时期之1912年4月《时报》头版所署地址可知，《时报》馆址“开设在上海四马路望平街口”，也就是说《时报》馆所在位置是望平街的南端起始点，那么，《太平洋报》馆址必定是在《时报》馆与《申报》馆之间，而我们若能进一步获得《时报》馆在望平街的门牌号，那就能对《太平洋报》馆址进行更精确的定位。为此笔者查阅了《时报》创办后的十多年不同时间段各期报纸，希望从中找出《时报》馆址在望平街的准确门牌号，从创办之初1904年所署的“本报开设上海四马路”，到1905年的“本馆开设上海四马路门牌辰字583号,德律风1201号”，再到“本馆开设上海四马路望平街口”“本报开设上海福州路山东路转角，电报挂号2514，电话1201”，直至最后在1919年12月20日的报纸上找到清晰所写的“本馆开设上海望平街第六号，电话1201号”完整门牌号，从而掌握了《时报》馆与《太平洋报》馆间彼此门牌仅一号之隔之重要信息。由此我们再去深入分析，按照一般门牌号之排序规律不外乎有两种，一种是路之两侧各以单双号分别排列，若如此，那么6号的《时报》馆和7号的《太平洋报》馆应该是隔着马路两两相对；另一种是按照自然数依次序排列，这样的话《时报》馆和《太平洋报》馆就是彼此相邻了。那么，如何来确定当时所采用的到底是哪一种门牌排列法呢？我们不妨从《申报》馆的门牌号着手去解开这个谜。查阅1912年《申报》，可以在头版报头位置找到其详细馆址“本馆开设上海望平街第一百五十八、九两号，电话九十五号”， 由此可以知道当时望平街门牌号系按自然数依次排列之事实。故我们可以断定，望平街7号的《太平洋报》馆的准确位置应在望平街6号《时报》馆之北侧并与之相邻。1921年，《时报》因报业扩张之需要，狄葆贤在原址拆旧新建三层报馆大楼。新楼占地1081平方米，建筑面积4981平方米，钢筋混凝土结构，底层有欧式拱券门和古希腊爱奥尼克柱式装饰，东、南两立面均为西洋风格，上部有巴洛克式山花装饰。在三层顶部辟有屋顶花园，莳花弄草，可供游息。东南转角大门处矗立中国传统风格的七层八角形塔楼，通高26米，飞檐翘角，而门洞为欧式拱券装饰，塔身周围挑出阳台，可登高赏景，整幢建筑中西合璧，是当时沪上一道奇特之风景。新大楼落成时，孙中山为《时报》馆题字“宣传文化”，蔡元培题“日日新又日新”；1928年，郎静山等人在报馆大楼内成立了我国南方第一个摄影团体“华社”；1929年，《时报》迁至浙江路小花园处，原报馆塔楼建筑由大东书局使用，但上海市民仍习惯将其称之为“时报馆”，新中国成立后，这里又成为外文和美术书刊的销售处。因《时报》馆位于望平街和福州路之交汇口，故当时的《时报》除了望平街第6号外亦有福州路583号牌号。1998年因城市建设，原《时报》馆塔楼建筑被拆，在原地建成坐落于福州路的现门牌号为318号之百腾大厦，所以，现在与福州路343号杏花楼总店隔路相对的百腾大厦就是当年的《时报》馆旧址；2005年，高盛以1.076亿美元的价格收购百腾大厦，并于2006年更名为高腾大厦；2010年9月，腾飞中国商业地产基金正式宣布收购高腾大厦，遂又改名为腾飞浦汇大厦，也就是说当年望平街第6号的《时报》馆，现在已是福州路318号的腾飞浦汇大厦，而当时与《时报》馆一号之隔的望平街7号《太平洋报》馆，其位置当然亦就在现在的腾飞浦汇大厦地块。

当年的望平街黄字7号《太平洋报》馆三楼，如今的黄浦区福州路318号腾飞浦汇大厦，李叔同曾在这里，在他沪上第五处居所的小屋里，演绎了他生命历程中又一段精彩。今天，望平街之报业盛势早如往事烟云随风散去，《太平洋报》馆也已落花成泥，在人们的视线中淡出了整整一个多世纪，唯有当年与《太平洋报》馆、《时报》馆相邻的《申报》馆旧址依旧默默屹立着，笑看着人间百年沧桑，只不过那曾经穿梭过无数文人墨客的报馆门厅，现已成了新旺茶餐厅食客们闻香释馋的尽兴之地，行色匆匆的路人再也闻不到随风袭来的那阵阵纸墨书香了。但愿茶餐厅搬出后的《申报》馆有朝一日能够成为一家报馆博物馆，去再续上海滩曾经的书香（图29）。

六、海宁路南林里四弄底

李叔同在上海的又一处寓所地址“海宁路南林里四弄底张寓”，是笔者在查阅2010年北京大学出版社出版的《蔡元培日记》时，于蔡元培先生1913年7月12日所记的日记中发现的：“李漱桐（息、广平），海宁路南林里四弄底张寓”，而李漱桐、李息正是李叔同的曾用名，李广平则是1901年李叔同就读于蔡元培任总教习的南洋公学特班时的学名。而蔡元培与李叔同以及南洋公学特班的关系在本文第三章“英徐家汇路南洋公学上院三楼特班宿舍”中已有交代，在此就不再赘述。

1912年7月蔡元培因不愿与袁世凯政府合作而辞职，9月赴德留学，在莱比锡大学学习《心理学原理》、《儿童心理学与实验教育学》、《德国现代文明史：其过去与现在》、《现代自然科学的主要研究成就》等课程，直至1913年6月2日返抵上海。从蔡元培日记中可以得知，蔡刚到上海的6月14日应校长朱叔源邀请在杨锦春创办的浦东中学作了他此次从德国回来后的第一场演讲后，23日接到李叔同好友杨白民的来信，邀请蔡元培周日赴李叔同一年前任教过的、杨白民创办之城东女学演讲，蔡元培于23日当天和27日先后两函回复杨白民，答应于29日至城东女学作题目为《养成优美高尚思想》的演讲。7月12日，蔡元培在日记中记下了李叔同住址“李漱桐（息、广平），海宁路南林里四弄底张寓”后，又于23日分别致函李叔同、黄炎培、谢无量这些当年南洋公学特班的学生。而在致函李叔同的前三天，蔡元培发出《宣布朱瑞劣迹的通电》，对袒护袁世凯的浙江都督进行抨击，呼吁浙人奋起逐朱。22日蔡元培又在《民立报》上发表《敬告全国同胞》，声讨袁世凯；就在去函李叔同的当天，蔡还写了《敬告各省议会》，致书各省议会，宣扬讨袁之主张，号召各省议会对那些蔽于袁氏之私惠，讨袁游移不决之都督行使纠弹督促之责，其致李叔同函中是否亦陈词慷慨，抒其政见，则未可知。

观察蔡元培日记，发现他有在日记中记录朋友住址和联系方法的习惯，而且通常会将住址、客栈、搬家后新址或者通讯处转交等关系一一详细注明，以示区别，这就为后人的研究考据提供了许多方便和史料依据。为便于了解，笔者择取蔡元培先生1913年6月从德国回国后在沪上的两个月日记，将日记中凡涉及联系人、住址和联系方法的内容，摘录如下：

六月

二日，晨九时抵上海。至宝山路文孝里一弄六十七号外舅家卸装。访精卫于惠中旅馆，偕访靖江于通运公司，偕访中山、克强于爱文义路百号。

十一日 杜同甲住绍城金斗桥燕钿弄望夷宫对面。

十三日 致同甲函。

十七日 戴侠仁（夏）：南市十六铺恒心堂台公合客栈。戴立夫：斜桥性元里三弄。

十八日 谢无量，住上海大东门内大平街盘香弄二号。

二十三日 得杨白民函，属予最近星期日到城东女学堂演说，复一函。张奎，住江苏水上警察第二厅（上海旧道署）。

二十七日 致杨白民函。

七月

三日 张奎通讯处：上海四马路胡家宅同新昌南华店转交。

十日 致恂士两函：一为神州女学张默君、陈鸿璧、郑一书介绍；一为朱少屏、俞安润、杨普笙等十六人询学费。翁右巩，住二洋泾桥大同栈。郑仲劲，住和康里民国第一图书局编译所。陈泉卿，住华安坊后北崇政里二弄第二家。徐立民，江西赣县赣州府学前民众报馆。徐子鸿，北京安福胡同十号。秦亮工，提蓝桥隆庆里七百七十号。谢无量，住爱而近路二十一号。

十二日 李漱桐（息，广平），海宁路南林里四弄底张寓。

十六日 王引才通信处：大马路泥城桥大观楼上李平书。

二十三日 致黄韧之、李叔同、谢无量及民立中学校函。

二十四日 杨谱笙，住老垃圾桥北八百二十一号。张海画，住镇海县柴桥鼎盛花米行，其兄张秋森。上海向天妃宫商务总会收发处张春生转交。

为更方便比对，笔者再将相关内容制成表格形式，以便观者一目了然。

日记时间

姓名

住址

需转交之通讯处

6月11日

杜同甲

杜同甲住绍城金斗桥燕钿弄望夷宫对面

6月17日

戴侠仁（夏）

南市十六铺恒心堂台公合客栈

6月17日

戴立夫

斜桥性元里三弄。

6月18日

谢无量

上海大东门内大平街盘香弄二号

6月23日

张奎

江苏水上警察第二厅（上海旧道署）。

7月3日

张奎

上海四马路胡家宅同新昌南华店转交

7月10日

翁右巩

二洋泾桥大同栈

郑仲劲

和康里民国第一图书局编译所

陈泉卿

华安坊北崇政里二弄第二家

徐立民

江西赣县赣州府学前民众报馆

徐子鸿

北京安福胡同十号

秦亮工

提蓝桥隆庆里七百七十号

谢无量

爱而近路二十一号

1913年7月12日

李漱桐（息，广平）

海宁路南林里四弄底张寓

7月16日

王引才

大马路泥城桥大观楼上李平书

7月24日

杨谱笙

老垃圾桥北八百二十一号

张海画

镇海县柴桥鼎盛花米行

上海向天妃宫商务总会收发处张春生转交

从蔡元培日记记录的资料中我们分析后可以得到这样一个信息，1913年7月前后李叔同和日本夫人已从宁康里迁居至海宁路南林里四弄底，房东姓张。

笔者在1912年4月11日《太平洋报》第六版上看到过李叔同为他留日时的同学好友曾延年所设计的广告，当时曾延年租住在上海的北浙江路华兴坊五弄，一户柴姓房东的寓所里，经营着《和汉名画选》一书的代理，李叔同在广告中为曾延年所刊出的联系地址就与上面蔡元培所记方法如出一辙：北浙江路华兴坊五弄底柴公馆内曾延年。

我们再通过对蔡元培在日记中记录下李叔同住址的时间节点和其时与蔡元培接触交往的人物关系来分析，蔡元培记录的信息应该是正确可信的。因为蔡在7月12日前曾与杨白民、朱少屏等多次接触交往，蔡既应杨白民邀赴女学演讲，又应朱少屏请，为朱申请出国留学费用，交谊频繁。而朱少屏既是李叔同加入“南社”的介绍人，也是李叔同入主《太平洋报》担任报社主笔的介绍人，交往本就密切，友缘当然不浅；而杨白民与李叔同也是至交，早在李叔同赴日留学前在沪时两人就有交集，即使是在日留学期间，李叔同与杨白民依旧屡有信函往来，1906年十二月初五李叔同修书一纸致天津初等工业学堂周啸麟，嘱周为杨白民赴天津考察学务提供一切方便，并函告白民“足下如到天津，可持此书往谒”；1907年杨白民赴日时又与李叔同在东京欢聚浃旬，日后李叔同又曾多次撰文寄回国内交由杨白民编印的《女学生》发表；李叔同携日妻归国返沪后又应杨白民之邀，在杨白民的城东女学出任国文老师，李叔同转任《太平洋报》主笔后，又时常在报上给以篇幅介绍城东女学教学情况、报道学生学习成绩，在1912年4月1日《太平洋报》创刊号上“文艺消息”一栏中李叔同撰文宣扬杨白民和他的城东女学：“南市竹行弄城东女学，杨白民先生独力创办。其学科成绩卓然，占上海女学第一位置。即所作各种美术品，亦精妙古雅，冠绝侪辈”，12日的《太平洋报》上李叔同还特别为杨白民的城东女学亲笔设计了手写招生广告；4月16日又撰文《孟俊女士书法》，介绍城东女学学生书法之精，并刊印孟学生“空寂舍”大幅书法作品，称赞道：“如今日本报所登之‘空寂舍’三字，虽非女士得意之作，然古雅疏朗，足可与上海第一流老书家相拮搞，此非记者一人之私论，世有精于鉴赏者，必以鄙言为不谬也”，鼓吹城东女学之教学成果，凭着彼此间的亲近和熟识，杨白民和朱少屏对李叔同的情况和住址理当知之细详，不会不晓。而蔡元培正是在与杨白民和朱少屏6—7月间的多次交集往来后，再在7月12日的日记上记录下了李叔同的住址，并在记下地址的十天后又给李叔同去了一封信。而且按照蔡元培先生的习惯，如若通讯处不是联系人本人的住址而是需要他人转交的话，他都会在日记文字记录中有注明；况李叔同的日籍夫人留居在沪，李叔同当时虽已去杭州的浙江省立第一师范学校任教，但每周周末和寒暑假期都会回沪上与夫人团聚，故通信联系无有寄往他址再由他人转交之理，故海宁路南林里四弄底当是李叔同在沪上的第六处居所。搬入时间应该是在西门外方斜支路35弄宁康里之后，蔡元培所记的1913年7月以前。

要找到南林里，先要了解海宁路的历史。海宁路始筑于清光绪二十八年，即1902年，最早修筑的是乍浦路以东路段，也就是上海光绪年间老地图上名为鸭绿路的那一段，后来逐年向西一直延伸到热河路以东；1914年至1917年筑热河路以西至乌镇路以东路段，取名为新疆路。故民国六年时，以热河路为界，热河路西为新疆路，热河路东为海宁路。到了民国十四年又将海宁路、新疆路统称新疆路。新中国成立后，又以甘肃路为界，将甘肃路以西，大统路以东，长约900米的这一段路称为新疆路；而甘肃路以东，九龙路以西段，名为海宁路。1998年海宁路拓宽，将海宁路、新疆路合并为路宽50米、8车道的海宁路，东起九龙路接周家嘴路，西至乌镇路接天目中路，全长2000米，横穿虹口、闸北两区。就南林里的情况咨询了虹口区公安局，答复不知有此里弄，并言说以河南路为界，河南路以东归虹口区，路西则属闸北区管辖,建议可向闸北区相关部门咨询。通过网络搜索到闸北区西藏北路街道有一个南林里居民委员会，联系到居委会后，经过几次电话交流，从居委会何先生和周先生处分别得到证实，海宁路确有南林里旧址，因南林里在甘肃路对面，处新疆路和海宁路相接处，所以有一段时间归属于新疆路，故除称海宁路南林里外，亦有称新疆路南林里或新疆路31弄南林里，且告知该区域内至今还保存着多幢旧式石库门老房子，只是现在已不称南林里而改名为海宁路1132弄了，居委会就在南林里附近的一幢老房子里办公。于是决定专程去趟上海，进行实地寻访。坐高铁从嘉兴南站出发，半个多小时就到了上海，在虹桥火车站坐10号线地铁到老西门站下，再换乘地铁8号线，到曲阜路站下，出了地铁口，往北行百多米，就见到东西走向的海宁路。沿着海宁路往东走，在浙江北路口向北拐，沿着街面西侧的小弄进去，里面便是密密麻麻一幢幢老房子的旧住宅区。按着门牌号，很方便就找到了浙江北路307弄9号，这是一幢老式石库门房子，黑漆大门上挂着“北站街道南林里居民委员会”牌子，推门进去，找到正在用午餐的居委会干部周德义，因为事前已电话联系过几次，故虽未曾谋面，倒也并不觉得陌生。告知来意后，热情的老周放下碗筷，说马上就陪我去采访，我急忙说不急，等吃好饭再去也不迟，可老周说中午居民都在家，方便采访，坚持要先陪我去。于是在老周的陪同下一起寻访了南林里旧址，并对多位原住民进行了采访，走进历史，去找回南林里曾经的前尘旧事。

海宁路南林里——新疆路31弄南林里——海宁路1132弄，这是南林里的历史沿革。现在的海宁路1132弄，坐落于闸北区，浙江北路西侧，整条弄夹在南面的海宁路和北面的华兴路之间，西面有热河路相邻。1132弄现有门牌号10号—83号，门牌号按单双号各在弄之东西，弄西为9、11、13……25号等单号，是民国时天保里的位置；弄东是10、12、14……26号等双号，是南林里的区域，共有十幢建筑（图30）。

溯源寻根，南林里还真有不少故事可说。在沪上志书中，光绪年间就已有关于南林里的记载，光绪三十二年南林里居户因接用租界英商自来水，工部局借此收捐，遭地方人士反对，引起自来水风潮。邑绅李平书等遂发起创办闸北水厂以解决供水问题，宣统二年，经清廷核准，选定在吴淞江广肇山庄北首（今恒丰路）设厂，宣统三年七月水厂竣工,所以若溯闸北水厂之历史，南林里还是缘起。《上海公用事业志》中记录了这段南林里居民反对帝国主义经济侵略的斗争史。

新文化运动领袖之一的胡适也曾寄居南林里。1906年胡适考入中国公学，1908年公学闹学潮退学后另建中国新公学，胡适在新公学任英语教习，1909年10月新公学解散后，胡适便去华童公学任教职，搬出了中国新公学爱而近路（现安庆路）庆祥里的宿舍，与林君墨、但懋辛等几个朋友一起在离庆祥里宿舍往南二条马路远的海宁路南林里共租了一套房子，跟原先就租居在南林里的、在中国新公学任教的德国人何德梅作起了邻居，当时许多从日本归来的留学生也都住在那里。笔者在其《四十自述》中找到了一段记录他在1910年3月22日醉后夜归南林里的文字：“中国新公学有一个德国教员，名叫何德梅……我从新公学出来，就搬在他隔壁的一所房子里住……离我们不远，住着唐桂梁（蟒）先生，是唐才常的儿子，这些人都是日本留学生，都有革命党的关系……我住在海宁路的南林里，那一带在大雨的半夜里是很冷静的。我上了车就睡着了。车夫到了南林里附近，一定是问我到南林里第几巷，我大概睡得很熟，不能回答了”可惜他文字里没有交代住在南林里第几弄，不过住在海宁路南林里却说得很清楚了。孰料，过了三年，李叔同携日本夫人也租居于海宁路南林里，在这不大的南林里居然留下过两位新文化运动先驱者的身影，也算难得了。有趣的是，十年过后两位大师彼此又都踪影虎跑。1923年6月8日，胡适去杭州疗病休养，住西湖边新新饭店后，函招蔡元培来西湖一聚，蔡应邀于12日晚前往，13日晨抵杭州，亦入住新新饭店之42号房，当日即与胡适、高梦旦等晤谈并畅游西湖，14日胡适携侄子胡思聪及高梦旦、蔡元培同游弘一大师出家的虎跑定慧寺，可惜其时的弘一法师正在上海的太平寺亲近印光法师，错过了此缘。我们可以从弘一大师题元魏昙鸾《往生论注》“癸亥四月，居上海太平寺，依北京新刊补陀光法师校定本标写，今复录补陀法语三节于卷端”中明确弘一大师当时行踪，而胡适邀蔡元培来杭之时恰在旧历四月末，蔡元培在1923年6月14日的日记中也有相关记录“偕梦旦、适之及适之之侄思聪游龙井、九溪十八涧，饭于烟霞洞。午后，游虎跑（定慧禅寺）及万松岭敷文书院旧址（杭州大学预定地）”，惜师友此次无缘一见；而胡适与弘一大师的再一次错过是在这一年的9月，1923年夏，弘一法师由沪返杭州，六月应叶为铭请，为西泠印社在孤山拟建之阿弥陀经幢书《阿弥陀经》，又赴灵隐寺听慧明法师讲《楞严经》，在去衢州前又返至虎跑寺静修。而其时在杭州烟霞洞旁之清修寺养病的胡适正与曹诚英陶醉在西湖的儿女情长中，深陷婚外恋而不能自拔，笔者在流溢着胡曹寄情烟霞的《山中日记》中，却也发现了些许与弘一法师相关的信息。9月22日，星期六，胡适与曹诚英坐轿去游云栖，并沿江数里观钱塘江两岸风景，在云栖寺用过午餐后，又至六和塔，两人携手同登塔顶，继而又一起去了虎跑寺，遇到在寺中修习之友人邬君，得悉弘一法师恰在寺中，但在闭关，两人终究无缘，再次擦身而过。胡适在他的《山中日记》中记录了这段历史：“在虎跑遇宁海人邬光熤（逸山，一中职员），他住在这里养静。他说寺中多修行之僧，与他山不同（他们说做工夫为‘闭关’）。李叔同（法名弘一）也在此寺内‘闭方便关’。叔同为音乐家，工书画，刻印甚好，出家已久。我在邬君处见他写的字五幅，每幅皆是‘南无阿弥陀佛’六字，旁注净土名僧法语一则。我初想，名士出家，何必投入净土的捷径？但我一转念，又想，此等出家之人，本为求安乐的捷径，舍此更又何求？在我们眼里，此等人皆是懦夫，皆是懒人，自然走上这条捷径上去了。”然而，当时正过着“一生最快活的日子”的无神论者胡适还无法理解和读懂弘一法师的精神和思想，错把李叔同的出家和修净土视为懦夫和懒人之举。实不知出家乃大丈夫事，非将相之所能为，弘一法师“不为自己求安乐，但愿众生得离苦”的慈悲喜舍，“念佛不忘救国”的大爱情操，“凡事认真，勇猛精进”的信念追求，实实成就了中国近代史上一座不朽的精神丰碑。看来这两位新文化运动的先驱者，注定在灵魂和肉体上都只能是擦肩而过，而无缘走得更近。

其实与南林里地址相关的信息还可以找到不少。如林如松于1922年6月18日在上海创办的文学周刊《星期周报》，其社址就设在李叔同当年曾经居住过的海宁路南林里四弄，这在《上海新闻志》第一编《报纸》上也有记载。

陈去病将他整理的南社社员名录汇编成《南社杂佩》，其中江苏宜兴社员邹遇条目中，亦有南林里一址：邹遇，字忍伯，上海中华书局编辑部南林里九弄交通社。

另据《上海烟草志》记载，1932年，汇众烟草公司老板王芝升在原来安庆路388弄87号老厂的基础上对产业进行扩张，选址新疆路南林里15号，购置制烟机数台，成立汇众烟草公司分厂，生产“双烟”“国芳”“美金”“纪念”“施感”“三六”“龙马”“松鹤”等商标香烟，《上海烟草志》1903～1948年上海主要民族烟厂情况表中记录了汇众烟草公司在南林里的厂址，而笔者在一张当时的烟标中也找到了汇众烟草公司南林里厂址的信息。

1940年，日本商人在新疆路成立山大织造厂，厂址就租在南林里14号，设备主要是Ｂ字袜机，生产罗口军什袜、汗衫、背心、绒布等，抗战胜利后被国民政府接管且并入上海建国实业公司，承接国民党军后勤总司令部的军品任务；上海解放后，建国实业公司作为官僚资本被接管，改名为中国人民解放军华东军区后勤军需生产部棉织厂，新疆路南林里工厂就此被撤消。

采访时，据居住在南林里的一位老同志回忆（图31），听他母亲说过现在的海宁路1132弄26号就是解放前的南林里四弄，民国时那里曾开办过烟草厂，新中国成立后其房产被上海铁路局接收，现在是铁路局南林里公寓职工宿舍。根据这条线索，考察历史，发现原来这南林里四弄还是苏州铁路机械学校的发源地，与苏州大学也有渊源。1950年5月上海铁路管理局在新疆路南林里即现在的海宁路1132弄26号创办铁路管理局业务干部学校（简称铁路干部学校）；1953年12月，铁路业务干部学校搬迁至江苏苏州市金狮东河沿5号，改称为上海铁路管理局职工学校；1958年9月，又改名上海铁路管理局技工学校；1962年8月，根据铁道部指示，决定撤销技工学校，成立上海铁路总局机车司机学校，后改称苏州铁路司机学校；1979年4月，铁道部决定将学校调整为中等专业学校，隶属铁道部由上海铁路局管理，校名为苏州铁路技术学校，1983年10月，改称为苏州铁路机械学校。2004年4月，学校又移交江苏省管理，遂改名为苏州机电高等职业技术学校；2007年8月，学校又与南京铁道职业技术学院合并，为南京铁道职业技术学院苏州校区；2012年2月，又将该苏州校区并入苏州大学，成立苏州大学阳澄湖校区。而自从1953年铁路业务干部学校从南林里搬走后，这里的房产仍一直归上海铁路局使用。为了有充分的依据来证实现在的26号就是当年的南林里四弄，而不仅仅是回忆的口传叙述，笔者在26号南林里公寓前后几幢建筑反复探寻，希望能够从中发现一些可以证明四弄位置的线索。经过仔细观察，终于在南林里公寓北面第二条弄的弄口拱门上方找到了一些旧日遗痕，发现了隐隐约约“六衖”两个字的字迹印痕（图32），虽然字已经脱落没有了，但字留下的轮廓痕迹依稀可辨。依此作基准来推算，从六弄再往南向前数二弄，就一定是第四弄了，而此处正是现在南林里公寓正门之所在。如此可以确定，李叔同时期的南林里第四弄就是现在铁路局职工宿舍南林里公寓，即海宁路1132弄26号（图33）。居委会老周跟南林里公寓的值班人员说明来意后，公寓管理员陪我们楼上楼下看了建筑环境，还为我们打开一间房，看了室内的情况。百年来几经改造，这里的结构早已面目全非，我们看到的都是分隔成一间间的职工宿舍了。好在南林里公寓北面的第六弄，还保存着李叔同时期的老房子原貌，因为南林里南面的这六条弄的建筑属于同一时代、同一建筑风格、同一建筑形制的一个整体建筑区，所以南林里第6弄这些完整度相当不错的整排石库门老房子，可以帮助我们复原李叔同旧居的一些场景。南林里第六弄现在的门牌号是海宁路1132弄46号——52号，其中的52号是后来搭建出来的，故当时的每弄实际上共有6户人家，共6个石库门，即相当于现在的46、47、48、49、50、51号；第6弄这6幢原始建筑的结构形制，依旧是典型的欧式联排布局，当初的形制没有改变，保存也完好，都是单门独户封闭式石库门人家；黑漆大门配上雕凿精美大气的石料门框门楣，加上几何图案和卷状花饰，彰显欧式风格；墙上长长的百叶窗，框架虽有些松散，但木片却不见残缺，看着很容易勾起人们的怀旧情绪；墙头和墙柱的裂缝中散长着数丛杂草，似乎在向路人炫耀着它不老童话的传说。推门而入，是一个二十多平方米的小庭院，相邻的两幢建筑中间共用一堵高约四米的围墙将彼此分隔成两个石库门单元，南面的墙门和边上的隔墙共同围合成一个类似三合院的建筑形式；楼是两层的，砖木结构，进深两间，底下是客厅、餐厅和厨房等，楼上是卧室和书房，楼上窗户下的木裙板已经被涂上了水泥，裙板下的檐板还保留得很好，上面的木刻倒也没损坏，明显的中国传统风，整个建筑应该算是中西合璧吧。不同的只是，今天的南林里石库门里大都已租住着好几户人家，成为多户聚居的大宅院了（图34）；而1913年前后李叔同居住的南林里四弄，也早已成为海宁路1132弄26号铁路职工宿舍的南林里公寓，不再是李叔同居住时独门独院的石库门公馆了，但通过南林里第六弄的遗存建筑，我们还是可以感受和悟想得到当年李叔同与日籍夫人在这里的幽居生活和清静的两人世界。

海宁路南林里四弄底——现在的闸北区海宁路1132弄26号铁路局职工宿舍南林里公寓，是李叔同与日籍夫人1913年前后居住沪上的又一居。

七、华兴坊一弄底

刚梳理清晰李叔同南林里旧居所在，又获上海书画出版社资深编辑、黄宾虹研究学者王中秀先生向笔者提供的一些新线索。王中秀自编著出版《黄宾虹年谱》后，在资料挖掘研究过程中，又有颇多新的发现和收获，于是又着手编撰《增订黄宾虹年谱》。据其言，从黄宾虹手稿中发现了一些新的李叔同史料，其中有李叔同介绍黄宾虹见陈师曾之子所写的便条；有黄宾虹致李尹桑的函，信中提到了黄宾虹去杭州，言及当时在浙一师任教职的李叔同集合同志研究金石篆刻等事，如“杭州师范学堂学生能篆刻者有五十余人，以李子息霜为之提倡”；王中秀先生还告知笔者，黄宾虹1912年成立“贞社”后曾自订“贞社题名”册，将相关人员的联系住址一一记录在案，后来黄宾虹将此贞社社友题名册赠予了他的学生黄居素，黄居素又将其传至女婿香港著名收藏家钱学文，而在此题名册上就有李叔同的住址记录信息。先生知笔者近年来一直奔走于上海的里弄街坊就李叔同沪上旧居作调研挖掘，便将此信息电传给笔者分享。从王老提供的资料来看，名册封面是黄宾虹楷书自题“贞社题名”四字，右下钤“愿作贞松千岁古”长方阴文篆字印。第一页上写明起始记录时间是“阳历六月二十六日”，也就是1912年6月26日贞社第一次雅集的时间，首页罗列“姓氏”“住址”“收藏品”三栏，分别记录着“程云岑、宣古愚、毛子坚、江晓楼、冯超然、费剑石、陈绥伯、汪乐川、管坪孙、庞芝阁、邹适庐、黄少牧、王怒安、潘老兰”等14人的信息（图35），从题名册所记前后八十多位姓名住址之明显不同的字迹来看，此名册应非一次写就，而是数次累加补充而成，应有一定的时间跨度，至于具体终于何时，因不见有叙，故无法确定。李叔同的信息出现在该题名册的倒数第15位，所录住址为：“华兴坊一弄底海盐张寓 李叔同”。因名册第一页费剑石一条中只录其名，而未署明其住址，故黄宾虹在此页的李叔同旁又重新加注了一条“杭州甲种工业学校 费剑石”（图36）。从李叔同和费剑石这两条紧挨着的名录字迹可以看出，黄宾虹记录李、费两人的时间应在同一时，而从费剑石信息中所记录的“杭州甲种工业学校”，我们可以推断出此记录的相关时间。杭州甲种工业学校的前身是浙江官立中等工业学堂。清宣统二年（1910年）十一月，刚从日本东京藏前大学学习染织回国不久的德清人许缄甫筹办浙江中等工业学堂，面向社会广招青年学子，校址设在杭州报国寺久已停办的铜元局。1911年学校正式开学，许缄甫出任校长，学校开设机械、染织二科，附设艺徒班，是杭州有史以来第一所技术职业学校；1912年，学校改称浙江公立中等工业学校；1913年又更名为浙江省立甲种工业学校。也就是说，浙江省立甲种工业学校校名的出现，始于1913年。所以，可以确定黄宾虹此名录中李叔同、费剑石住址的记录时间不是贞社成立时的1912年6月所记，而应该是在1913年或1913年后记录。也就是说，1913年李叔同是住在华兴坊。明确了记录的时间，我们再来看看贞社初创时期李叔同与黄宾虹之交谊。

1912年的李叔同虽然在沪上只驻留半年多时间，但在新文化启蒙的实践上却做了大量的工作。先是在杨白民的城东女学任教职，宣扬妇女解放，推动艺术教育；旋又加入柳亚子等人发起的南社，置身资产阶级民主革命；在《太平洋报》主事编辑，激扬文字，指点江山；发起“文美会”，办“文美杂志”，创“国学商兑会”，风华正茂，引领文艺潮流。其间，李叔同与黄宾虹彼此多有交谊互动。1912年2月11日，南社社员们联合《克复学报》社、淮安学团，假西门外江苏教育总会，为周实丹、阮梦桃两位烈士召开追悼会，柳亚子在会上作慷慨祭词《祭周、阮二烈士文》，时任《神州日报》笔政的黄宾虹作为曾出席1909年11月13日首次雅集的17位南社元老之一也参加了此次会议，与高旭、宁太一等在会上相继演说，声讨凶手；李叔同在朱少屏的引荐下一起参加了此次活动，被现场强烈的忧国忧民气氛和社友们天下兴亡的责任感、文化上的觉悟、思想上的觉醒所深深感染，就在这一天，李叔同加入了南社，与黄宾虹成为志同道合的社友。3月13日南社在愚园举行第六次雅集，内容包括茶会、民权照相馆合影、杏花楼聚餐等；李叔同携留日时的同窗好友曾孝谷一起参加了此次40人的雅集，而黄宾虹亦参加了此次雅集，同人相聚，言谈甚欢，现场气氛热烈，一如柳亚子所言“今日为南社雅集之期，狂客骚人，联镳并至”，李叔同与黄宾虹诸社友齐聚一堂论国事、叙友谊，重整骚坛旗鼓。同月，李叔同参考自己在日本时加入的书画团体“淡白会”之形式，与柳亚庐、朱少屏、叶楚伧、曾孝谷等共同发起成立“文美会”，并创办《文美杂志》，以文学、美术之器，唤醒民众，启蒙民智；文美会址设在李叔同所在的《太平洋报》社，黄宾虹闻声入会响应。5月14日，李叔同假三马路大新街天兴酒楼设宴文酒，主持文美会第一次雅集，并设一单间特别陈列各会员作品以交流互换，黄宾虹就是此次与会的二十余会员同仁之一，李叔同和黄宾虹在雅集上都提供了各自创作的作品用于会友间交换，当场由李叔同用拈阄的方法决定互换之作品。交换时，因黄宾虹久慕陈师曾名，而恰巧换得朽道人所画古梅一幅，甚是得意；范彦珠出手之诗扇，李叔同赏之爱不释手，而抽签结果，此扇竟为李叔同所得；而曾孝谷则抽得李叔同以篆法书莎士比亚英文诗，别具一格，各得所好，皆大欢喜。《太平洋报》之《文艺消息》栏目在5月16日、17日、18日连篇刊登李叔同撰写的《文美会第一回开会之盛况》，从《速开第一回月会之理由》《地点之意外适宜》《陈列品之种种可观》《杂志之特色》《交换书画品之愉快》五方面作详细报道：“是日因会期定于仓卒，发表甚迟，而到会者尚有二十余人之多。李梅庵(原注：即玉梅花庵道士)、吴昌硕两先生亦以客员资格来襄盛举，且皆临时挥毫应人之请，其豪情正复不浅。其交换品共十三人，一人有出二件或四件者，共得二十余件。其中最可宝贵者为八十二岁老人蒋卓如先生书联，文曰：‘以人为纪，得天之时。’又朽道人(按：即陈师曾)之梅花条幅，枝干皆用篆法画成，古色古香，洵推杰作。又范彦珠氏之摺扇，自书文美小集之律诗一首，流连文酒，感时得意之怀，溢于楮墨，得此为纪念，文美增色多矣。其他交换品十余件，如诸贞长、费公直、柳亚庐、余天遂、严诗庵、黄朴存、叶楚伧、夏笑庵、李息霜、曾存吴诸氏，或录旧诗，或抒新采，兴酣落笔，皆具特殊之长。出卖品二十余件，李梅庵氏之摺扇二柄，皆两面书画，笔画题识，笔墨入古，一望而知为名手。朽道人山水二幅，气韵深厚。李息霜氏以篆法书英字，自成派别，而不伤雅，所书系英国大文豪沙翁之诗，体裁恰好。曾存吴氏之花卉团扇，摹模恽派，颇有心得。沈筱庄之雕刻象牙骨扇，于三四分宽、四寸长之物，刻字八行，每行百二十字左右，细入毫芒，而笔意直逼米老，精妙绝伦。谓之魔术中之雕刻家，非过誉也。”又云：“参考品另为一室，曾存吴氏所藏五六年来日本文部省美术展览会之选品及日本西洋画家之杰作集五六种，参照引证，引增兴趣不小。朱少屏氏所藏古画多种，皆名人之作。其最夺目者为于海屋之手卷，花木数十种，穿插配合，实具苦心。异禽二十余种，共四十余尾，构图设色，迥异时流。他若朽道人之《残荷》，运笔疏宕，觉秋水伊人，呼之欲出。又沈墨仙氏之《枇杷》，李梅庵氏之《松》，吴昌硕氏之《梅》(三氏皆临时挥毫)，一时兴来之作，莫不韵味天然，一洗凡近之习也。”二十多年后的1935年，黄宾虹在他的《俞剑华画展志感》一文中也曾回忆过往旧事：“先是师曾寓沪上，偕清道人、弘一法师(原注：即李叔同)立文美会，约余入座，赠自写墨梅一枝，叔同出篆刻，清道人作分书，昕夕晤谈，颇极一时之乐。”其时，李叔同还编有会刊《文美杂志》，但仅出一期；内容分文、诗、词、画、印五大类，系会员所作书画及印章拓本，皆为手稿，极为精美，开会时会员彼此传观；叙言系姚锡钧所作，李叔同以洋画笔墨写优美之意创作的画作《盼》、《李庐印谱序》和黄宾虹的古玺印铭、曾存吴的《与某记者论西洋书画》、余天遂的《遂庐笔记》、柳亚子的《血泪碑历史》、严诗庵之《文美纪念碑》皆别开生面，独具匠心。5月23日，李叔同、柳亚子、高燮、高旭、姚石子、叶楚伧、胡朴安、蔡守、余天遂、姚锡钧、林百举、陈范、周伟、文雪吟等人以“扶持国故，交换旧闻为宗旨”，共同发起组织国学商兑会；6月30日，国学商兑会在金山张堰召开成立大会，文美会随即并入其中。与此同时，受李叔同们的启发和影响，黄宾虹与宣哲等亦发起成立了金石书画社团——贞社，黄宾虹出任会长。从1912年4月27日《神州日报》所刊《贞社征集同人小启》及28日刊出的《贞社简章》可知，贞社社址当时设在宁波路江西路转角处四明银行二楼，活动地址在哈同花园等处。贞社的宗旨是保存国粹，发明艺术，启人爱国之心，陈列古物、展览交流。6月26日贞社举行第一次雅集，至1922年6月停止活动，前后历时10年。以往只知黄宾虹曾参与了李叔同主持的文美会，而李叔同是否也参加了黄宾虹组织的贞社，始终无史料支撑，而未被肯定。此次黄宾虹自订“贞社题名”册手稿中发现的李叔同名录，或许可以成为李叔同早期亦曾加入了贞社的一个线索，而贞社题名册或许也可成为李叔同参与贞社活动的一份实证。1912年秋，李叔同应浙江省立两级师范学校经亨颐校长的邀请赴杭州出任该校之音乐、美术教席；1913年李叔同加入西泠印社，与1909年加入印社的黄宾虹再成同道社友。黄宾虹与李叔同彼此欣赏，惺惺相惜的友谊，直到李叔同转身成为弘一大师后仍念念不忘。李叔同出家后，其最亲近的学生刘质平发心护法供养，故弘一大师常将自己的书法作品相赠以谢，曾云“我自入山以来，承你供养，从不间断，我知你教书以来，没有积蓄，这批字件，将来信佛居士中，必有有缘人出资收藏，你亦可将此款作养老及子女留学费用”，并不失自豪地对刘质平说“艺术家作品，大都死后始为人重视，中外一律。上海黄宾虹居士或赏识余之字体也”（图37），可见李叔同一直视黄宾虹为识己之知音。而弘一大师圆寂后，黄宾虹还曾分别应夏丏尊、傅雷之请，二度绘就弘一大师图，这在傅雷1943年11月29日致黄宾虹的信函中有记述：“又夏丏尊君嘱代求绘已故弘一法师‘晚晴山房图’，以二尺长度为最宜。闻弘一法师亦为先生旧盟友，谅必乐为纪念也。夏君云，前吾公曾为绘过一图，嫌篇幅略小，故敢再求一帧，存放纪念弘一法师之公共场所，彼另有纪念弘一之刊物邮奉，作为参考，或吾公阅后可有诗篇附在图上云云。”然未知此图如今尚存否？

“华兴坊一弄底海盐张寓 李叔同”，从黄宾虹“贞社题名”之姓名、住址的亲笔记录中，我们可以作此解读：1913年李叔同租住着华兴坊一弄底的一套寓所，房东张姓，是浙江海盐人。查民国资料种种，知旧时同名的华兴坊共有两处，一处是在当时的士庆路47号，另一处是在原来的浙江北路与华兴路交汇附近。为弄清楚华兴坊旧址具体所在位置，笔者开始了再一次的实地调查。

在现有的上海地图上是找不到士庆路的，新中国成立后早已更名为海伦西路了，位于现在的虹口区。从虹口区新旧里坊弄名对照资料中查得民国时士庆路47号的华兴坊，位于现在的海伦西路45弄。坐地铁十号线，在四川北路站下，沿吴淞路北行至衡水路，再沿衡水路继续北行至邢家桥路，向东转入邢家桥北路，再前行至海伦西路，沿海伦西路前行，在东西向的长春路与海伦西路的交叉转角处不远，就是现在的海伦西路45弄。45弄建筑，或许是几经改造的缘故吧，除了坡顶上的老虎窗，外表已看不出旧建的特征结构，各种搭建混杂着，显得特别杂乱无序，问询居民，对于华兴坊旧称几乎无人晓知，而边上的永乐坊则知者甚多，偶有老者忆道，新中国成立前有博物馆和学校就在此处附近，其他无更多信息收获。于是再查沪上资料和老旧地图，悉海伦西路45弄之华兴坊系建于1937年之建筑，隔壁是当时的大同织造厂，后面是旅沪广东中华基督教会创办于1916年的郇光小学及1946年开放的上海市立博物馆，倒与前次采访时老者所言类同。但因建筑年代不符，故排除此华兴坊为李叔同所住华兴坊之可能。

民国时期的另一华兴坊位于浙江北路与华兴路交会区域，也在虹口区；据上海地方志记载，1908年我国第一所体操学校——中国体操学校就创办于浙江北路的华兴坊。整理好资料，带上地图、相机、纸、笔、卷尺等，迎着晨曦坐上第一班去上海的动车踏上了寻访之路。在虹桥火车站下车，挤上地铁十号线，一个小时后，在老西门站下，再转地铁八号线，至曲阜路站下，出地铁口北行百米至海宁路，在海宁路与浙江北路的十字路口北行入浙江北路，沿浙江北路继续北行，至东西向的华兴路，转至华兴路西行，传说中的华兴坊就藏在这片被浙江北路、海宁路、华兴路、西藏北路围合的区域里，走街穿巷去逐一搜寻。这里是成片老房子的旧住宅区，环境脏乱，除了上海本地的住户，从听到的夹杂着天南地北的口音中可以知道，这里住着不少外地来沪谋业的新上海人。找到了几位老上海一问，很快就清楚了华兴坊的位置，一位居住在此八十多年的103岁老太太告诉笔者：现在的华兴路64弄，即旧时华兴坊所在。一切都很顺利。华兴路64号，是一条南北走向的弄，弄的东西两侧是一排排旧式砖木结构的联排独院二层式建筑，前后共有六排，每排二十来户，居民们说，这六排建筑就是民国时期的华兴坊，现在一起编入华兴路64弄，入户编号从64弄1号至64弄121号，但有的一户院子出租给了好几户人家，故华兴坊现在的实际住户数比编号的121户要多出许多（图38）。华兴坊各排各户建筑结构相同，每两排建筑之第一户山墙处筑有一道过街拱门彼此相接成弄，并在第一户的二楼形成一间走马楼。走遍各弄，搜索着路边墙角的种种斑驳，努力寻找着旧时华兴坊的痕迹，终于在其中一条弄的拱门上方找到了“华兴坊”的砖雕坊名，按理应该在每条弄口的拱门门券上方都有此坊名，但经岁月沧桑变故，或改造、或破除，已不再有二了，仅此独存。感恩这唯一留下的可以证明华兴坊的原始印记，它为今天的后人们回望旧事，提供了可以寄托情绪、追溯过往的真实载体，它自豪地见证着过去岁月的曾经年轻和华丽（图39）。按照华兴坊当下的华兴路64弄1号—121号每户流水号之编法，与旧时一弄至六弄以弄为单元的编户法已完全不同，故一时无法确定旧时华兴坊第一弄的位置，不知最南端之弄为第一弄呢，还是最北端之弄为第一弄。于是找出民国老地图，参照当时地图上该区域由南至北户号序数依次从小到大的编法，且将最南面的那条弄当作第一弄吧。循着华兴坊最南面的第一弄，穿过拱门，走进华兴坊，去看个究竟。向住户居民说明来意后，被允许进入探看。缓缓推开沉沉的两扇近三米高的传统黑漆大门，石框依旧显得挺拔有力，门框上方出挑着西式几何形石质门楣，线条简练，这些木石构件都保存着旧貌，古朴中透着洋气，带着中西结合的风格；每户南面的大门与围合的建筑形成三合院之形制，两侧东西厢房为附属用房，面南的主房进深两间，二楼二底的结构，硬山顶的屋面，二楼斜坡顶上矗着上海特色的老虎窗，既改善了室内通风，也增加了采光。按现在的编号，第一弄到底、最西面的一户是华兴路64弄89号，再往西，被一排搭建的建筑横挡着，隔住了去路，无法再西行（图40）。居民们说，这排房子搭建以前，华兴坊与相邻的南林里是相通的。南林里？李叔同居住过的南林里？这华兴坊的尽头就是南林里？笔者马上绕过这幢搭建的排屋，过华兴路，前去查看。果然，与华兴坊相邻的就是笔者寻访过的海宁路1132弄，也就是笔者在第六章中已作考证的李叔同居住的南林里！随即，笔者再次走进海宁路1132弄26号（即南林里四弄），沿着东西向一查看，与南林里四弄比肩相邻的正是华兴路64弄89号所在的华兴坊第一弄。原来笔者前次考察南林里是由海宁路、西藏北路相交段从西向北搜寻，此次华兴坊调查是由浙江北路从东向西寻找，而这幢搭建排屋刚好将南林里和华兴坊隔断东西，不再连通，致使近在咫尺差点擦肩而过。也就是说华兴坊一弄底张寓指向的正是南林里四弄底张寓，只不过是殊途而已，最终还是同归于一，心中豁然开朗。而黄宾虹所记的李叔同住址，从另一个角度再次印证了蔡元培笔下李叔同住址的正解无误，彼此互为见证。且黄宾虹记录李叔同住址的时间是在1913年后的某个时期，蔡元培日记的时间是在1913年7月，彼此在时间上亦默契吻合。故可以确定，黄宾虹所记录的李叔同住址：华兴坊一弄底张寓，即是蔡元培记录的李叔同住址：海宁路南林里四弄底张寓；两者合二为一，实为同一处张寓。不过由此也带出了一个新的疑问，蔡元培、黄宾虹共同指向的李叔同租居之张寓，这张寓的准确地址应该是华兴坊一弄底，即现在华兴路64弄89号呢，还是与之相隔数步的南林里四弄底，也就是现在的海宁路1132弄26号？彼此虽同一指向，但分属两幢建筑，不可混谈。为弄清事实究竟，笔者又继续从“张寓、海盐人”这两个关键词切入调查，查阅了海盐的文史资料、咨询了海盐的史志研究者，一个个猜测和推定都被排除否定，最终还是劳而无功，未有收获，在此留下一结，待来者进一步研究释解。

八、海伦路

“那时候法师仍住在海伦路，这个地方我去过好几次”——李鸿梁如是说。

关于李叔同在海伦路的家，信息来源于李叔同的学生李鸿梁。1962年8月，李鸿梁为纪念他的老师李叔同离世20周年，撰写了《我的老师弘一法师李叔同》一文，分《潇洒豪放的佳公子》、《严肃的名教师》、《绘画、书法和音乐》、《从尝试断食到披剃为僧》、《三次绍兴之行》、《犹有黄花晚节香》、《先生为什么出家》等七章全面回顾介绍了老师的一生，文中写到1917年李鸿梁去上海看望断食后的老师时，其中有一段文字描述了李叔同当时在上海的寓所：“后来我到上海去看他，那时法师仍住在海伦路，这个地方我去过好几次，是一上一下的房子，除靠壁的书架以外，还有一架可以旋转的方形两层书架，摆在进门的右角，上面有一个圆盆，里面栽着松竹梅三友，半盆泥土低陷下去处铺上了些细粒的白沙，法师说，这是代替水的”。李鸿梁在文中记述曾数次去海伦路李叔同的家看望老师，作为事件的亲历者，其信息的可靠性按理说应该毋庸置疑。这也是现有资料中仅有的关于李叔同海伦路寓所的文字信息。

李鸿梁（１８９５～１９７２），字孝友，别号老鸿，绍兴人。1910年鲁迅任职于绍兴府中学堂教务长时，李鸿梁就读于该校，是鲁迅的学生，曾在早期革命文学团体“越社”创办的由鲁迅任总编辑的《越铎日报》上发表漫画，抨击时弊。后来，鲁迅于1925年在北京创刊《莽原》时，李鸿梁又曾创作漫画寄奉，北京的鲁迅纪念馆至今还收藏着当年李鸿梁寄给鲁迅的两幅漫画和一封信。1912年秋，李鸿梁考入浙江省立第一师范学校，师从李叔同，与吴梦非、刘质平、丰子恺、黄寄慈等同为李叔同高足，其绘画天赋表现尤为突出，深得李叔同的赞赏，李叔同曾对他的浙一师同事好友、书法老师堵申甫说“鸿梁很像我”。无论先前之在俗，还是后来的在僧，师生俩彼此过从甚密，相交不浅。李鸿梁在文章中这样回忆他们师生间深厚的友谊：“法师差不多每星期六必去上海一趟，星期日下午回来，从来不请假。法师爱吃糖果和水果，每次从上海来，一定带点来。他也常常写条子来叫我去吃的”；1915年李鸿梁毕业的那一年夏天，李叔同携日籍夫人回日本省亲，那时的李叔同除在浙一师任教外，还应南京高等师范学校校长江谦之请，兼着南高师的音乐美术教职，故教务甚忙，日本省亲回来后更是诸事累积，如他在旧历九月初三日给好友叶为铭的信中所言“昨到杭，俗事冗忙，不复走谒为怅”，于是便请刚毕业不久的李鸿梁去南京高等师范学校代课：“他与日本籍师母的爱情也很好，在我们毕业的那年先生还伴同她回娘家去洗温泉浴……他是九月间回国的，回国前打了个电报叫我到南京高等师范（即东南大学前身），去代法师的课。因为我那时对于教学毫无经验，年龄又这样轻，骤然去教同等程度的学校，心里颇有点忐忑不定。但是见到法师，他马上拿出本学期的教学进度给我看，并且告诉我那边学校里的一切情形。同时交给我一串钥匙，还关照我，卧室与教员休息室很远，每天早晨必须把自己的表与钟楼的大钟对准，号声有时候听不清楚。如有事外出，叫车子回校时，一定要和车夫说清楚拉到教员房，否则头门离教员房是很远的。每逢吃饭时，要记住，每人两双筷子，两只调羹，如觉不便，可以关照厨房，把饭单独开到自己房间里来的。”可以看出，李叔同事无巨细，一一关照，对学生提携爱护有加；李叔同还曾将自己早年在日本留学时创作的第一张油画作品也赠送给了李鸿梁，那是一个星期天的晚上,李叔同在浙一师校舍里整理日籍夫人刚从上海装箱运来的书画，请李鸿梁一起来帮忙整理“他就领我到隔壁一间他平时写字的房间里，指着一只已经打开的木箱说：‘这是从上海新运来的，你给我整理一下’并且关照我有几张画要检出来的。我见里面都是去了木框的一卷一卷的油画，都是法师自己的作品，在这些画中间，发现多张是同一模特儿的。——后来据夏丏尊先生说，这就是日籍的师母。这批画后来等法师将要出家时，都赠送给北京国立美术学校了。我得了一张十五号的画，画的是以大海为背景的一个扶杖老人，意态有点像米勒的‘晚祷’，不过色彩比较淡静，调子也比较柔和，这是法师在日本东京美术学校里的第一张油画习作。这张画，后来在抗日战争时期与其他书画文物，全数被绍兴城区三十五号主任汉奸胡耀枢抢去了。最使我痛心的，是法师历年来写给我的二三十封信札、七八十条佛号，以及对联条幅等墨宝。后来有人在汉奸胡耀枢家看到过曾经法师和马一浮先生题跋的敦煌唐人写经，被小孩撕毁在地上任人践踏，其他可知！”李鸿梁毕业时，李叔同还给他写过一封信，教导一向生性戆直、锋芒毕露的李鸿梁处世要圆通，要与世相融，并应着他的性格写了一副对联“拔剑砍地，投石冲天”和一条写着“豪放”两个大字的横幅，并题上小字七绝一首，送给他留念；1916年年末，李叔同决意悄然去虎跑寺断食，此事就连他的好友至交夏丏尊也未被告知，但李叔同却把断食的想法告诉了他的学生李鸿梁：“1916年我结婚的时候，法师送了我四件衣料。这一年的夏季，我接到法师的信，告诉我他将去虎跑实行断食的事，说他很想一试，但苦无机会，想不到竟会实行起来了。后来大约过了二十多天，法师来信了，赶快拆开，里面还附有他断食后的半身像片，两手捧着经本，展开在胸前，他本来面容清癯，现在更其瘦削了。信中叙述断食的经过：第一周是半断食，就是渐减食量；第二周是全断食，只饮泉水；第三周一反第一周的顺序而行之，结果良好。还说到陪他去的工友闻玉，在他断食期间，常常唱些曲子，因此颇不寂寞云”；在接到李叔同断食后寄来的信不久，李鸿梁回忆曾去上海海伦路住所看望他的老师，老师还请他去饭店用了一次餐：“法师邀我同到外面去吃饭，走到一家菜馆，他叫了好多菜，我就问‘还有哪几位客？’他说‘就是我们两个，并没有别人客人。’我说‘要不了这许多菜。’他说‘你能喝酒的，我虽然不能喝，可是我懂得喝酒的趣味’”，可见李叔同断食前后的这段时间是住在海伦路的；而李叔同出家成为弘一法师后，还曾于1924年、1931年和1932年先后三次行脚绍兴，而此时，李鸿梁恰在故乡绍兴的省立五中（今绍兴中学）、省立第五师范、绍兴女子师范等校任职美术、音乐教师，故与李鸿梁有过更多的际会因缘。1931年秋的那次，弘一大师与李鸿梁、蔡冠洛在绍兴戒珠寺合影留念，李鸿梁还陪同大师一起游陆放翁读书处，并在快阁上为大师拍摄半身侧影一页，此照片后来一直伴随李鸿梁挂在他的居室里；1943年，刘质平、李鸿梁先后至省立温州师范学校任教，其时，因日军侵略，为避战乱，学校刚从平阳郑楼迁至泰顺莒江不过一年，刘质平在校出任音乐教师，李鸿梁则任学校的民教馆主任，充全校书画教席一职并兼授学生治印。1944年，刘质平为纪念恩师李叔同，将自己所藏之先师遗墨三百余件在温州师范举办“弘一法师书法展览会”，在展览会上，刘质平向师生们介绍了保护大师遗墨的经过。为了让大家加深对弘一大师的了解和印象，展览会结束后，李鸿梁又在学校举办的报告会上作了一场关于弘一法师的专题讲座，宣扬弘一大师的伟大人格和艺术成就；李鸿梁还将自己的书斋取名为“慈晖草堂”，并自刻斋印闲章，以寄托他对恩师李叔同的思念之情。20世纪60年代，当得知泉州开元寺要成立弘一大师纪念馆，李鸿梁又将自己珍藏多年的弘一大师遗物全数捐赠；而李叔同出家后最喜欢用的那两方佛像印亦是李鸿梁为大师所敬刻的。类此种种事迹，足见师生间彼此关系甚密，感情笃深，故李鸿梁亲身经历之回忆具有很高的史证价值，其所述李叔同沪上海伦路之寓所当实不虚。

只是李鸿梁在回忆李叔同断食前后与他的信函往来时，在断食的时间节点这一细节上有所偏差。因为李叔同是在1916年夏天看了夏丏尊介绍给他的一本日本杂志上关于断食的文章后，一直到该年的岁末冬日才去杭州的虎跑寺断食，而非李鸿梁所说的接到李叔同夏天来信后的不久就去断食的。这在夏丏尊和李叔同各自的叙述中都有明确记录，如夏丏尊《弘一法师之出家》：“有一次，我从一本日本的杂志上见到一篇关于断食的文章，说断食是身心‘更新’的修养方法，自古宗教上的伟人，如释迦，如耶稣，都曾断过食。断食能使人除旧换新，改去恶德，生出伟大的精神力量。并且还列举实行的方法及应注意的事项，又介绍了一本专讲断食的参考书。我对于这篇文章很有兴味，便和他谈及，他就好奇地向我要了杂志去看。以后我们也常谈到这事，彼此都有‘有机会最好断食来试试’的话……这是他出家前一年阳历年假的事。他有家眷在上海，平日每月回上海二次，年假暑假当然都回上海的。阳历年假只十天，放假以后我也就回家去了，总以为他仍照例回到上海了的。假满返校，不见到他，过了两个星期他才回来。据说假期中没有回上海，在虎跑寺断食”；弘一法师《我在西湖出家的经过》：“到了民国五年的夏天，我因为看到日本杂志中有说及关于断食方法的，谓断食可以治疗各种疾病。当时我就起了一种好奇心，想来断食一下”。我们知道民国初时之学界，教制以每学年分三个学期计，1912年9月13日，民国教育部曾颁布《学校学年学期及休业日期规程令》规定:“各学校以八月一日为学年之始,以翌年七月三十一日为学年之终。一学年分为三个学期。元月一日起至三月三十一日为一学期;四月一日起至七月三十一日为一学期。八月一日起至十二月三十一日为一学期。”关于寒暑假的时间,规定暑假休业日定为30日以上,50日以下,起止时间由各校根据地方气候自定。年假休业定为7日以上,14日以下。经亨颐主持浙一师时，虽然经校长是力主取消寒、暑假和年假，主张通过减少老师每天的授课量、增加学生每天的课外活动和自修时间，将定期的放假休息改为平均的经常休息，但这仅是经亨颐的主张而已，尚未落实实施，故学校依旧实行着旧历春节期间的寒假、45天的暑假以及10天的阳历元旦年假，而李叔同就是利用阳历元旦浙一师的10天年假去实践了他的断食。断食期间，李叔同将自己的断食经过，起居衣食，身心体验和种种感悟，事无巨细每天一一记下，录成《断食日志》一册。1916年农历十一月二十二日李叔同决定践行断食，十一月三十日晨，托校工闻玉侍者，携蚊帐、米、纸、糊、用具到虎跑安排和打扫断食之处，下午4时半李叔同离开学校入大慈山定慧寺。断食之处选在寺内客堂楼下一间面南朝阳的屋子，床榻设在房间的西隅。十二月初一，李叔同7点半起床，开始了他的断食体验。整个断食分：断食前期5天，食渐减；断食正期7天，断食，饮汁水等维继；断食后期5天，食渐增。十二月十九日下午1时，出山归校，共断食17天。更多信息，在其《断食日志》中都有详细记录：“卅日晨命闻玉携蚊帐、米、纸糊用具到虎跑……午后四时半，入山晚餐素菜大簋，极鲜美”“十二月一日，晴，微风，五十度。断食前期第一日”“十九，阴，微雨，午后一时出山归校”。可见，李叔同断食之缘起是听了夏丏尊的介绍，生断食之念是在1916年夏，决定断食在1916日12月16日（农历十一月二十二日），入山虎跑是1916年旧历十一月三十（1916年12月24日），断食之始系腊月初一（1916年12月25日），断食之终是腊月十七（1917年1月10日），出山归校是腊月十九（1917年1月12日），这些在李叔同的日志中均有迹可寻。断食后,李叔同自感脱胎换骨,为示新生之意,便依老子“能婴儿乎”之意,添名李婴。1916年腊月，断食后的李叔同以新更之名——李婴给旧友杨白民的一函中曾言及断食之事：“日前出山，曾复一函，计达览否？顷又奉到十六号寄来之手书，屡承关注，感谢无似。前寄来琴书预约券、《理学小传》等，皆收到。因入山故，未能答复，为罪”；1917年初春李叔同署名李婴，致天津好友、时任钱江道尹王仁安的明信片中云：“新历正月三十日，入西湖虎跑寺习静，二月底返校，公暇能来寺一谭否？”（图41）。至于李叔同之寓所具体所处海伦路哪段位置？何时搬入？住了多久？李鸿梁在文章中皆未交代，目前也未有更详细的资料发现和其他记录可查。不过，我们从李鸿梁的文字中还是可以找到一些值得推断的线索。李鸿梁在海伦路看望了断食后不久的老师，并一起用餐后，临走时李叔同将自己在断食时所抄写的一本约三寸高、二寸宽的天理教经典赠送给李鸿梁留念，自这次见面以后，李鸿梁不久又在杭州与老师有过往来，“1917年夏，我到杭州去拜访法师，那时他房间已供养佛像，凳上已设着大蒲团了”。结合李鸿梁的自述文字，分析判断后可以得出，李鸿梁那次上海海伦路之行，去见断食后的老师李叔同的时间应该是在：1917年春夏之间的周末或假期，因为李叔同通常只在周末和假期才回上海陪他的日籍夫人。若李鸿梁记忆无误的话，按其所言“那时候法师仍住在海伦路，这个地方我去过好几次”，依此来推断，李叔同与日本夫人至少在1916年——1917年夏是居住在海伦路之寓所，或者更早。

还有一点需要说明，李鸿梁所述李叔同寓居海伦路之回忆文章撰写于1962年，他文中所说的海伦路已是撰文时的新路名了，而非李叔同时期的原始路名，因为民国时尚无海伦路之名。追溯海伦路的历史，原名为欧嘉路（Urga Road），其建设始于1908年，当时由上海公共租界工部局修筑，其中沙泾路以东部分位于公共租界内，沙泾路以西路段属于越界筑路；1943年汪精卫政府接收租界后，将其改名为库伦路，新中国成立后，于1950年更改为海伦路现名。

笔者按图索骥，照着地图所示的方位，去现在的海伦路探寻一番,希望能拾得一些往日欧嘉路的岁月旧痕和曾经李叔同的些许记忆。坐地铁十号线，在海伦路站下来，出口即是四平路，边上紧邻着的便是海伦路，海伦路被四平路隔断成东西两段，彼此相交成十字路；在四平路与海伦路相交的西段转角处是一现代化的大厦，环形的棕榈叶围着一个大写的S组成醒目的LOGO，那就是知名的喜来登大酒店了。整条海伦路为东西走向，东起周家嘴路，西至邢家桥北路，全长约一千米左右，路宽约十二三米吧，按地图标示，这里应该属虹口区所辖。海伦路以邢家桥北路为界，再往西走，就是海伦西路了。查资料知，当民国初期海伦路还名为欧嘉路时，现在的海伦西路，当时名为士庆路，所以民国地图上既找不到海伦路，也寻不见海伦西路，等到海伦路延伸筑路后，原士庆路便成了今天的海伦西路。若沿着海伦路由东向西一路走去，四平路以东一段的海伦路大半建筑现已被夷为平地了，被围墙圈起来的工地上工程车、打桩机正忙着，一个个新项目在繁忙地建设中。

而四平路以西一段的海伦路及附近倒还保留着一些不错的民国西式建筑，一打听，居民们言之纷纷，原来，这段海伦路（欧嘉路）还挺有名，民国时期此路及附近曾是日本侨民的居住区，上海人俗称“东洋街”，日本人建的仏光寺也是在当时的欧嘉路上。

据记载，日本在上海的商贸往来，始于1868年以后的明治维新时期，1870年上海道许可日本官商购进虹口黄浦江边地建造日本邮局码头，并在邮局码头西侧的扬子江路设日本驻沪领使馆，从此中日贸易逐渐兴旺，来沪定居之日商亦与日增多，并在日领使馆周边逐步扩张，开店经商，购地建房，虹口区渐成日本人聚集较多之住区。民国年间，日本房地产商在狄思威路附近建造了许多住宅区供日人租住。笔者在海伦路口沿邢家桥北路往北走不多远的溧阳路上，一路走去，发现在该路两旁还保存着成片的民国时期的花园式洋房，调查中，年长的居民们说，这里的许多房子新中国成立前大都是日本人的居宅别院，现在的溧阳路是1943年以后才取的路名，以前的溧阳路叫狄思威路。在溧阳路上还发现我国近代文化名人中与李叔同有过笔墨交谊的鲁迅、郭沫若、夏丏尊、曹聚仁、李圆净等亦都曾在这里驻足生活和工作过呢。鲁迅与内山完造是至交好友，鲁迅曾在内山完造家里看到一幅弘一大师书写的《金刚经》中的一段法语墨宝：“一切有为法，如梦幻泡影；如露亦如电，应作如是观。”甚是喜欢，便向内山完造托求弘一大师的墨宝。因内山完造与弘一大师颇有交往，大师所著《四分律比丘戒相表记》等许多著作以及1929年大师在福州鼓山涌泉寺发现并刊印的《华严经疏论纂要》，都是托内山完造之手转赠日本诸多大学和寺院收藏，1927年9月弘一法师返津未成而暂居丰子恺在江湾的家时，还曾与内山完造、丰子恺、夏丏尊、叶圣陶、周予同、李石岑等一起在功德林素食馆用过餐，叶圣陶后来写《两法师》记述过此事。后来，内山完造从夏丏尊转赠给他的数件弘一大师墨宝中选取一幅“戒定慧”三字的横幅书件赠与鲁迅，鲁迅如获至宝。１９３１年３月１日鲁迅在他的日记中这样写道：“上午赠长尾景和君《彷徨》一本，午后往内山书店，赠内山夫人油浸曹白一合，从内山君乞得弘一上人书一纸”，一个“乞”字表达了鲁迅对弘一大师的尊敬，这在傲骨铮铮的鲁迅一生中难得一见。郭沫若对弘一大师的人品僧格景仰有加，对大师墨宝亦恭敬备至，惋叹求之不得。为得大师之字他于1942年春自重庆驰书弘一大师的弟子李芳远，请代求大师墨宝，弘一大师获悉后，遂抄录唐代诗僧寒山的诗句：“我心似明月，碧谭澄皎洁；无物堪比喻，教我如何说。”相赠，上款署“沫若居士澄览”，弘一大师在１９４２年５月给李芳远的信中说：“附奉沫若居士书，乞为转达，并代致虔仰之意”。收到书件后，郭沫若即于6月8日致信李芳远：“澄览大师言甚是：文章要在乎人，有旧学根底固佳，然仅有此而无人的修养，终不得事也。古人云：‘士先器识而后文艺’，殆见道之言耳。”表达对大师“应使文艺以人传，不可人以文艺传”之文艺观和教育理念的认同和赞赏。而曹聚仁则是李叔同在浙一师时的门下学子，受教获益累累，师生交谊自当不浅，写过《李叔同先生》《弘一法师》等诸多文章回忆他所敬重的老师；李圆净居士既是弘一大师的佛学道友，又是弘一大师与丰子恺师生共同创作的《护生画集》之编者，彼此信函往来以数十计。三十年代初，弘一大师介绍他的得意门生刘质平去上海造访居住在狄思威路口宝安路永兴里底的李圆净，为了方便寻访，弘一大师特别写了一封介绍信，并绘画了一页交通示意图，详细注明狄思威路及李圆净家的周边路况和当时日人居住区修筑的竹篱，可见大师对此处环境甚是明了；至于李叔同与夏丏尊之间，彼此更是有着30年交谊的至交好友，这从《弘一大师全集》中所收录的弘一大师致夏丏尊的103通信札之规模，便可知识。因弘一大师这些朋友们宅居狄思威路的这份因缘，故我们在弘一大师信札手稿中常常可以看到狄思威路这几个熟悉的字眼。

海伦路（即欧嘉路）处在这条狄思威路南端，民国时期这里同样亦是日侨聚居区，尤其是欧嘉路西段，即现在的靠喜来登大酒店一段的海伦路，沿路两旁都是日式洋房。当地居民告诉笔者，民国初期，大约在今海伦路471号至531号之间，都是日本人的住宅区。沿路两旁是典型的日式假三层洋房，内结构也全部是日式的，日本人还在两边的路口各立一木栅门，中国人不得进入木栅内，即使通过木栅门附近，也会遭到日本人的训斥，于是日本侨民和中国人也均把这条路叫作“东洋街”；《虹口区志》第三编第二章《日本人》：“当时日本人在该街东起狄思威路，西至邢家桥北路这一地段南北两面共建砖木结构双开间假三层典型的日式楼房33幢，南面8幢，北面25幢。以竹篱笆相隔，两头路口各留小门进出。中国人不得入内。当时习称为‘东洋街’。1953年街道拓宽，篱笆拆除，遂成为今海伦路西段。楼房外观仍如旧，现为民宅。”从志书记载中，让我们对当时狄思威路、欧嘉路一带日本人居住区情况有了一个大概的了解。

现在的海伦路471号——536号路段之路北的490-536号一段，当年属欧嘉路西段，至今仍保存着这样的日式旧屋。整排都是沿街座北朝南的两开间西式建筑，是面二内三的形制，人字坡顶，老虎窗，从外面看是两层楼建筑，其实内部是三层，外墙均为红灰相间的清水砖墙，保存得相当不错。远远看去，在海伦路504号日式建筑的围墙上嵌着一块牌，走近细看，发现上有沙孟海所书“沈尹默故居”，门楣上挂有赵朴初题写的“沈尹默先生故居”匾额，原来抗战胜利后沈尹默移居上海后的居所也在这海伦路上。如今，仅凭现有甚少的信息资料，我们已无从知晓和准确考证李叔同当年海伦路寓所具体到哪一幢、哪一号的详细地址；我们也无法知道李叔同和他的日籍夫人曾经在这里演绎过多少未为人知的故事，但海伦路和他的日籍夫人在李叔同的记忆中一定被深深烙记着，刻骨铭心。以至于二十年后他在给刘质平绘画此地的交通示意图时，对东洋街周围日本人居住区用竹篱阻隔华人这一细节依旧清晰可记，并在图上以文字“竹篱”特别注明（图42）。而海伦路上遗存的这一幢幢承载着百年历史信息的民国旧居，同样也会勾起我们的绵绵思绪。站在今天的海伦路上，去放飞遐想的翅膀，李叔同曾经的前尘影事仿佛可见。路的这头，似乎可听到李叔同走在欧嘉路上那重重的脚步声；路的那头，踩着浅浅小碎步的东洋丽人，着一袭和服，正依稀飘逸而至。

九、海宁路太安里二十号暨沈家湾海能路太安里廿号

1918年8月19日，李叔同在杭州虎跑定慧寺出家为僧，那么，除了李鸿梁回忆的海伦路，李叔同出家前与日籍夫人在沪上是否还有其他居所呢？现有资料和研究成果对此一片空白，无有些许记载。而笔者的资料发现，肯定并可以回答这个问题。

2012年笔者在上海交大校园内发现李叔同手书残碑后，专注于《李叔同为白毓崑烈士碑所书铭文之发现与考证》课题调研，当时为查找李叔同与南洋公学之史料，在上海图书馆查阅了大量相关书刊资料，其中包括《南洋》《交大三日刊》《校庆纪念册》《学生杂志》《南洋大学学生生活》等。而盛宣怀于1896年创办了南洋公学后，该校隶属关系屡有改变，校名亦频频更改，这在本文之第三章中已有过交代，此处不再详说。为了在这频频变更的沿革中，能寻找出南洋公学时期李叔同的更多信息，笔者特别关注南洋公学沿革中相关演变学校之校史文献资料。查阅民国诸种资料后得知，1912年，曾经的南洋公学已改名为交通部上海工业专门学校；1916年，南洋公学建校20周年，为了纪念和庆祝南洋公学建校20周年，回顾和总结20年来的办学成果，1917年4月26-28日，交通部上海工业专门学校隆重举行校庆20周年纪念大会，学校放假8天，以行庆祝。交通部、教育部、财政厅、铁路局、北京大学、唐山大学、同学会、历届学生代表等政府和教育界、学界嘉宾2000多人参加了开幕式，唐文治、蔡元培在会上祝词；其间还举办演说会、成绩展览、学术报告、兵式体操表演、烟火会、歌唱会、运动会、足球赛、电影放映、魔术表演等各种纪念活动，据记载共有来宾近15000人参与，在沪上轰动一时。为此，南洋学会主办的《交通部上海工业专门学校学生杂志》第2卷第1期出版了建校20周年纪念增刊；活动结束后，学校也编辑出版了《交通部上海工业专门学校原名南洋公学二十周年纪念》文集。根据以上线索，笔者在上海图书馆找到了《交通部上海工业专门学校原名南洋公学二十周年纪念》文集，仔细阅览了书中统计辑录的“大事记”“各班学生人数比较表”“各地学生人数比较表”“历年派送出洋学生人数比较表”“现任职员姓氏录”“退任职员姓氏录”“校歌”和“历年同学姓氏录”等专栏，此等诸种表录，详细罗列和记录了南洋公学20年来的历史，信息量丰富。笔者特别关注到其中的“历年同学姓氏录”一章，该姓氏录中将每位学生按“姓氏”“字”“籍贯”“学位”“职业”“通信处”五个栏目进行列表记录，一一查看后，在这一章的第13页上终于找到了李叔同署名李欣的详细个人信息：“姓氏：李欣，字：俶同，籍贯：浙江平湖，职业：南京高等师范、浙江第一师范教员，通信处：上海海宁路太安里廿号”，这份同学姓氏录中，清晰地记录着李叔同沪上的又一处居址。而此纪念文集出版发行的时间是1917年，可见1917年李叔同之沪上居址应该是：海宁路太安里廿号。从这份同学名录中我们除了可以获得李叔同当时沪上新居址这一重要信息外，还可以通过分析梳理，得出一些其他相关信息（图43）。

丙辰岁末，李叔同经历了一次影响他以后生命轨迹的特别体验——断食。在他断食第17天的1917年1月10日所记日志中有这样一段文字“拟定今后更名欣，字俶同”，又在《断食日志》的封页上写下注文“断食后易名欣，字俶同”，落款“黄昏老人李息”（图44）。李叔同通过《断食日志》向我们传递出这样一个信息，李叔同易名欣，字俶同的起始时间是1917年1月11日。这与1917年4月出版发行《交通部上海工业专门学校原名南洋公学二十周年纪念》文集之《历年同学姓氏录》中所记录的李欣，字俶同在时间节点上是彼此相吻合的。因李欣之名是李叔同断食后新取，当时知晓者尚甚少，故该同学姓氏录中所采信息想必是李叔同在向学校提供编辑同学名录所需个人资料时，提交了他刚启用不久的新名；故可以判定，同学录中的数据并非摘录于旧时，而是出自李叔同本人提供的最新信息资料，具有较高的可信度。如此算来，1917年4月出版《交通部上海工业专门学校原名南洋公学二十周年纪念》文集前，李叔同已居住海宁路太安里廿号了。那么，是否还有其他资料可以印证这样的判定呢？笔者在搜集李叔同与南社关系之资料时，查阅了浙江图书馆古籍部所藏《重订南社姓氏录》一册，可以为此佐证。1912年2月11日，李叔同由朱少屏引荐加入了以民主革命启蒙思想宣传家、文学家为中坚，由爱国知识分子组成，以推翻清廷统治、振起国魂、弘扬国粹为主旨的资产阶级革命文化社团——南社，入社书号211。按照《南社条例》规则，南社春秋两季各举雅集一次，主任每岁一选举，秋季雅集前一月由书记部分发选票于全体社友，社友接票后即照式填寄，俟雅集之日检视票额，以多数者当选。1916年9月24日，南社在上海愚园举行第15次雅集并改选南社主任，而这一年9月24日之雅集恰值周日休假，李叔同由杭州返沪与日本夫人团聚，而当时刚从浙一师毕业的吴梦非，经李叔同推荐正在杨白民的城东女女学任教职，李叔同便带上他的旧日学生吴梦非一起参加了此次雅集，并介绍吴梦非加入了南社。出席此次雅集的社友有李叔同、吴梦非、柳亚子、叶楚伧、姚石子、姚锡钧、朱少屏、张传琨、邵力子、钱厚贻、张一鸣等共34人，由于会前已将选票发至诸社友，故对收到之306张社友选票进行清点后，柳亚子以196票再次当选南社主任。考虑到会员迅速增加，且许多社友之联系地址多有变动，会上决定重新编印社员通讯录，柳亚子便请参会的李叔同就通讯录重行设计装帧，李叔同继1912年5月为第三次修订《南社通讯录》题字并设计图案之后，此次再度受命，欣然应允，遂将原来通讯录的洋式装订改成中式装帧，并选用蓝色封面，手工划黑色题签竖框，并以楷书题签：“重订南社姓氏录”，署名“黄昏老人题”；翻过来的扉页上，也是李叔同手笔，划作四行八格，以魏碑体书写横额“重订南社姓氏录”，落款“息翁”（图45），在形式上与南社以前编辑的三本通讯录和一本姓氏录都有不同。既为南社社友姓氏录，李叔同之相关信息必录其中，且此通讯录由李叔同亲自担纲设计装帧，其本人信息必定准确实时。该姓氏录共分上下两编，上编收入了已收到入社书者，并以入社书年月先后为次序，自陈巢南起，至杨仲裪止，计750人，其中已故40人；下编收入了未收到入社书者，并以介绍先后为次序，自俞廷材起，至张遵午止，计75人，其中已故6人；共计编入社员825人，编辑时间为1916年十一月。李叔同的通讯信息被编排在第10页上，通讯栏内并列着两项信息，一是上海的地址“上海沈家湾海能路太安里廿号”，二是杭州的校址“杭州师范学校”（图46）；对照前面《交通部上海工业专门学校原名南洋公学二十周年纪念》册中所录通信处：“上海海宁路太安里廿号”，此处地址记载更为详细。不同的是，太安里廿号前的路名有不一样表述。

沈家湾、海能路、海宁路、太安里，四个关键词。搜寻了众多老上海资料和旧地图，最后在虹口区老里坊弄名资料中找到了位于现在海南路82弄的太安里。据此线索，再查阅诸种史志，悉知海南路即清光绪时的海能路，又通过民国早期地图查到了位于海能路右侧的沈家湾，再按图索骥，在海能路南端附近找到了海宁路。有了头绪，便坐上了去上海的动车，开始太安里的实地调研。在上海虹桥火车站乘地铁10号线，经过17站，约1小时，在四川北路站下车，沿四川北路再向北不远，即是东西向的衡水路，在吴淞路与衡水路交叉口的申贝大厦北门西侧的衡水路上终于找到了太安里。而与太安里仅一路相隔的便是四川北路绿地公园，公园在衡水路北侧，中共四大纪念馆坐落其中；路南是太安里建筑群中最北面的一幢沿街建筑，整幢建筑的墙面以灰色清水砖为主，间以红砖相砌，硬山两坡顶的两层楼，甚是雅致。在建筑西端的尽头，筑有过街门楼，门楼上方书三个楷体大字“太安里”（图47、图48）。按着当下太安里的地理位置，笔者比对民国早期的老地图，太安里所处位置应该是坐落在旧时海宁路之北侧，靠近当时的靶子路（即现在的武进路），即东西向的靶子路与南北向的海能路相交之临近区域。从老地图上看，太安里南面不远便是中国第一家电影院——虹口活动影戏院，该影院创建于1908年（光绪三十四年），创建者是西班牙商人安·雷玛斯。最初是一座在溜冰场上用铁皮塔建起来的仅能容250人的简易房子，俗称“铁房子”，同年12月22日对外营业，首映电影是西片《龙巢》；1913年，虹口活动影戏园由日本人接办，更名为“东京活动影戏院”；1915年，又改名“虹口活动影戏院”。1919年，再改“虹口大戏院”之名，1988年因海宁路拓宽被全部拆除，2006年虹口区人民政府公布虹口大戏院遗址为虹口区历史遗址纪念地，现有纪念石碑竖于遗址，嗜戏的李叔同，当时抑或也曾出入戏院其间；太安里的西面则离1908年建成的沪宁线上海火车站——老北站相距甚近。1916年12月，沪宁铁路和沪杭铁路接轨，老北站又成为两线的总站，自此在北站不仅能去南京，且也能直接去杭州，而不必再到火车南站上车了，这给当时正在浙江省立第一师范学校和南京高等师范学校两地兼职的李叔同之出行杭沪宁，无疑带来了极大的方便，或许这也是促成他迁新居于太安里的动因之一吧。而现在的上海地图早已没有了海能路和靶子路，太安里也已编属了海南路，路牌编号为海南路82弄（图49）。在上海，与海南相关的路有两条，一条是海口路，在福州路以南，与浙江中路湖北路的交汇口，不长，只一小段；另一条就是海南路了，南北向，与四川北路相近，邻其东。沿着四川北路，现有两座公园，一座是鲁迅公园，位于四川北路甜爱支路，即始建于1896年，1905年建成开放的“新靶子场公园”，也就是1922年的虹口公园，1988年改为鲁迅公园现名，占地面积28万平方米；另一座就是与太安里仅一路之隔的四川北路公园，占地4万多平米，西起四川北路，东至东宝兴路，南接衡水路，北临邢家桥路, 是一座开放式绿地公园。在公园的中央是中共四大纪念馆，金色的馆名是江泽民的题字。中共“四大”历史原址其实并不在此，而是在虹口区东宝兴路254弄28支弄8号，后于1932年“一·二八”淞沪抗战中毁于战火，2006年，虹口区人民政府在多伦路215号建立了186平方米的中共四大史料陈列馆，而现在的四川北路1468号中共四大纪念馆，已是二易其地，是2011年重新建设的新馆。从纪念馆往南，出绿地，过衡水路，便是太安里。

与四川北路上的熙熙攘攘相比，太安里要清静许多。从弄口一幢房子的墙上挂着“海南路97号地块旧城区改建房屋征收办公室”的牌子，和挨家挨户墙上被涂写的一个个大红拆字上不难看出，太安里已被纳入整体拆迁范围，居民也已大都迁出，偶尔有几户还没搬走的人家，在破败的屋子里进进出出，空气中弥散着一丝静寞的悄怆。

穿过太安里的过街楼，一一数来，沿着衡水路由北向南延伸，太安里共有三幢形制相同的建筑，依次坐北朝南并排着。从墙上钉的路牌来看，整个太安里三幢二层式建筑共有居民21户，统编为海南路82弄，这与2011年2月16日《虹口文化报》之《虹口石库门里弄风情介绍》中所述“太安里（老石库门里坊），海南路82弄，建于1910年，弄内有二层砖木结构住宅21幢，建筑面积1500平方米”相同；每幢七户连排，每户路牌编号取奇数，分别是海南路82弄3-45号，其中最南面的第一幢七户分别是82弄3号、5号、7号、9号、11号、15号、17号；第二幢是19号、21号、23号、25号、27号、29号、31号；最北面的第三幢是33号、35号、37号、39号、41号、43号、45号，不知何故户号跳空了1号，而11号和15号之间也跳空了13号，“13”或因数字忌讳而空缺，那“1”号为何空缺？不得而知。且现有奇数号之排法，与李叔同时期出现的廿号有偶数之编号法有所不同，故1917年太安里各户如何之编号排列不得而知。因为整个太安里共有21户，我们或可设想，若要出现廿号，要么以自然数顺序排，要么以偶数顺序排，而若以偶数编排的话，则无论从南幢排起，还是从北幢排起，廿号都应该在居中的第二幢；而若以自然数次序递进编排的话，廿号或在南面的第一幢，又或在北面第三幢。为了解房屋的结构，在太安里寻了一间半掩着门的残屋，试着进去看看，刚推开歪斜着倒了半边的门，对面不远便传来断断续续的犬吠声，有一老人探出身来张望了下，目光中流露着一个个问号，遂又关上了门，太安里便恢复了它原有的宁静。院子里的墙垣已塌了半截，从结构上看，建筑属前院后屋的形制，整幢建筑七户人家连排着，每户独门独院，院子不大，十多平米，围墙高约三米多，围合成封闭式空间，外户为石框板门结构，石框上刻有浅雕素花图案，朴素简练，应该是当时的原始构件，而板门已无户枢，应非原物，想必是门庭易主，几经改造，木作屡有更换了。过了院子，是两层楼的建筑，传统的硬山顶，外墙以灰色的清水砌砖为主，稍以红砖间砌，成条状装饰，倒也很是雅致。建筑进深为前后两间，楼下南间常作客厅，北间多为厨房，北墙开有后门与外相通；二楼多作卧室和书房，北间辟有格窗四扇，亦甚通亮。最北面一幢因尚未动拆，保存相对完好；而最南面的那幢，有好几户的屋架已被拆去，满地砖瓦狼藉，摇摇欲坠的板门歪斜着，唯有围墙和石门框还固执地坚守着，抑或在与命运作着最后的抗争。

与太安里紧邻着，并与之一弄相隔的是海南路81弄16号，这是一幢显眼的黄墙红瓦建筑——慈航仙观，应该是一座道观，也是民国旧建吧。进去一看，虽然黄色建筑外依旧写着慈航仙观四字，但已不是道观了，而是一个体户开设的素心堂图文制作公司，名为图文制作，实际上做的是古旧字画复制。老板姓章，一番聊谈问询，才知此道观系民国二十三年，广东籍全真教道士陈白若来沪，看到上海广东商人较多，又多信奉黄大仙，遂集资1.8万元向申达公司购屋改建而成，民国二十四年对外开放。该观占地430平方米，建筑面积870平方米，是五开间的三层楼楼房。“八·一三”淞沪会战役时，该观曾迁往宁波路顾家弄，与中国济生会同址，抗日战争胜利后又迁回原址。据说原道观门前曾置有石狮1对，内有花园，大殿中供奉着黄大仙，两旁祀奉十八罗汉，二、三楼为客房和宿舍。1956年，由于香火衰落，二、三楼房屋出租改作民屋，楼下仍作庙堂。1958年，大殿租给里弄加工组，神像和道具均移存上海道教协会白云观，宗教活动自此停止。章先生听说笔者此行系调研李叔同旧宅居址，遂生兴致，并从内间工作室取出许多复制的字画，一一介绍分享，其中就有一幅弘一大师的对联“素壁淡描三世佛，瓦瓶香浸一枝梅”。当聊起太安里的情况，章先生侃侃而谈，指着旁边即将拆除的建筑大呼可惜，并拿出他收藏的该地段民国老地图比划起来。原来民国时期，紧邻太安里东侧的是宋子文任董事长的淮南矿路公司，即现在的吴淞路669号申贝大厦；太安里南面一墙之隔的园子新中国成立前则是国民党海军司令部和空军司令部所属机构，多为西式建筑，现在是海南路80号解放军的部队用房，各式建筑依旧保存得非常完好，并修葺得甚是气派，外人一般不让进，据说是内部会所和其他机构之类。章先生收藏的老地图是20世纪30年代末太安里区域的详细住宅分布图，虽然与李叔同居住的时间相去了20载，但太安里的这三幢建筑却依旧清晰地描画标注着，且所署住户路牌号与笔者现在所见相同无异。南面为第一幢，编号为奇数3、5、7、9、11、15、17，同样缺1号和13号；第二幢为奇数19-31号；最北面的是第三幢，编号为奇数33-45号，可见现在之编号继续沿用着70年前的旧编法，从图上还可以看到，太安里的位置就在海南路一端，并在海南路旁加用括号注明海能路，而海能路南边不远就是海宁路。由此可知“海宁路太安里廿号”与“沈家湾海能路太安里廿号”应为同一处（图50）。而我们若仔细阅读丰子恺于1926年八月四日在桐乡石门写的回忆文章《法味》，从中也可以发现李先生对于海宁路环境熟识的一些细节描述：“步行到海宁路附近，弘一师要分途独归，我们要送他回到灵山寺，他坚辞说‘路我认识的，很熟，你们一定回去好了’”，可见，海宁路，对于李叔同是熟悉的很。

明确了太安里的位置并找到了太安里老宅后，我们就《重订南社通讯录》中通讯录编辑时间“1916年十一月”这个节点，再作深入分析，进而会产生一个疑问，在本文第八章中引述李鸿梁回忆，其曾于1917年春去上海李叔同的家看望断食后的老师，所述居址是“海伦路”，而且说那个地方他以前去过好几次。这显然与李叔同在《南洋公学二十周年纪念册》和《重订南社通讯录》中提供的1916年秋及1917年夏所住之居址“海能路太安里”相矛盾。而海能路太安里出自李叔同自编之通讯录，其真实度毋庸置疑；那么，我们就有理由去质疑李鸿梁的“海伦路”之说的准确性了。当然，我们确信李鸿梁曾去过李叔同上海的家好几次，这是他的亲身经历，不会有误。但李鸿梁的回忆文章《我的老师弘一法师李叔同》，撰写时间已是1962年8月，45年前的旧事前尘回忆过往难免在时间上会出现误差，就像李鸿梁在回忆老师践行断食之时间上所出的差错一样，他将李叔同1916年底至1917年初的断食，误记为1916年夏。所以，我们不妨作这样两种推测：一、李鸿梁回忆时，在地名上出了差错。误将当初的“海能路”记录为新中国成立后的“海伦路”了，那样的话，也就没有了本文第八章的“海伦路”之说；二、李鸿梁回忆时，错把1917年春去海能路太安里看望断食后的李叔同与前面几次去海伦路看望李老师在地点上混淆了，把两处不同的居宅混为了一谈，以至于出现李叔同在海伦路与海能路太安里两处寓所居住时间上的重叠。如此种种，皆笔者一面之词，且作抛砖引玉，留待方家教正续考。

道别太安里时，已近黄昏，脚步有点犹豫。回望被高楼包围中的太安里，在斜阳余辉的衬托下，整个太安里显得那么地无奈，但又充满着凄美的张力；在寂静中仿佛听到一种苍老的声音，似乎在咏叹着它的前世今生；我不知道这余音还能缭绕多长，相信过不了多久，太安里将带着它的昨天和今天会永远消失在人们的视线里，今天的道别也许看不到下一次的再见了，或许这就是所谓的世事无常吧。但愿今日的寻踪能为明天留下些许记忆的痕迹，即使是零碎的、抽象的。转身间耳畔萦绕起李叔同的声音，不绝于耳，“纷纷纷纷纷纷，唯落花委地无言兮,化作泥尘。寂寂寂寂寂寂,何春光长逝不归兮,永绝消息。”过去的终将过去，问你、问他、问自己，我们还能为明天留下一些什么样的昨日记忆？

十、结论

综合以上种种调查考证，可以得出这样的结论：李叔同1898-1918年在上海期间，曾经居住过的寓所旧居或有八处，出现的住址共有十处。若按先后时间来排列的话，分别是：1、1898年秋—1900年春，李叔同携母亲王太夫人、妻子俞氏和保姆王妈居住在法租界法大马路卜邻里第三弄，即现在的黄浦区金陵东路389弄区域；2、1900年春——1905年春，李叔同携母亲王太夫人、妻子俞氏、长子李准、次子李端以及保姆王妈居住在小南门外青龙桥南堍城南草堂，即现在的黄浦区薛家浜路与青龙桥街交汇的青龙桥街南段之青龙桥街100号；3、1901年——1902年，李叔同就读南洋公学特班，妻儿、母亲和保姆仍居住在城南草堂，自己则居住在徐家汇南洋公学校内上院三楼特班宿舍，地址即现在的徐家汇华山路1954号上海交通大学徐汇校区新上院；4、1911年夏，李叔同日本留学归国后，携日本夫人租居西门外宁康里，即现在的黄浦区方斜支路35弄区域；5、1912年春夏间，李叔同任职于《太平洋报》，其日本夫人仍住西门外宁康里，自己则常居住在山东路望平街黄字7号《太平洋报》报馆三楼，即现在的黄浦区福州路与山东中路相交汇的福州路318号浦汇大厦区域；6、1913年前后，李叔同携日妻居住在海宁路南林里四弄底张寓，即现在的闸北区海宁路1132弄26号；7、1913年前后，李叔同携日妻居住在华兴坊一弄底海盐张寓（即：海宁路南林里四弄底张寓，两处居址实为同一处），也就是现在的闸北区华兴路64弄89号；8、1916年前后，李叔同携日本夫人居住在欧嘉路，即现在的虹口区海伦路；9、1916年秋后，李叔同携日妻住在沈家湾海能路太安里廿号，即现在的虹口区海南路82弄太安里；10、1916年秋后，李叔同携日妻住在海宁路太安里廿号（即：沈家湾海能路太安里廿号，两处居址实为同一处），也就是现在的虹口区海南路82弄太安里。

2013年12月

参考文献：

《贞社题名》，黄宾虹自订本

《重订南社姓氏录》，1916年11月，南社，自印本

《交通部上海工业专门学校原名南洋公学二十周纪念》，1917年，自印本

《弘一大师全集》，福建人民出版社，2010年版

《弘一法师年谱》，宗教文化出版社，1995年8月版

《上海县志》，上海人民出版社，1993年7月版

《黄浦区志》，上海社会科学院出版社，1996年4月版

《南市区志》，上海社会科学院出版社，1997年3月版

《徐汇区志》，上海社会科学院出版社，1997年12月版

《上海地名志》，上海社会科学院出版社，1998年12月版

《闸北区志》，上海社会科学院出版社，1998年3月版

《虹口区志》，上海社会科学院出版社，1999年2月版

《上海公用事业志》，上海社会科学院出版，2000年1月版

《上海新闻志》，上海社会科学院出版社，2000年12月版

《上海租界志》，上海社会科学院出版社，2001年11月版

《上海文化艺术志》，上海社会科学院出版社，2001年12月版

《上海通志》，上海人民出版社、上海社会科学院出版社联合出版，2005年4月版

《交通大学校史资料选编》，西安交通大学出版社，1986年5月版

穆家修等编著：《穆藕初先生年谱》，上海古籍出版社，2006年5月版

傅雷著 傅敏编：《傅雷文集（书信卷）》，当代世界出版社，2006年9月版

上海图书馆编：《上海图书馆藏盛宣怀档案粹编》，上海古籍出版社，2008年11月版

王世儒编：《蔡元培日记》，北京大学出版社，2010年9月版

王中秀编著：《王一亭年谱长编》，上海书画出版社，2010年8月版